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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些爱情故事主人公的侠士、侠女，他们虽然武艺超群，却都是“人”，而不是“超人”。作者没有赋予他们保国救民那样的大任，只让他们为捍卫“爱的权利”而战；但是，“爱的责任”又令他们惶恐、纠结。他们驰骋江湖，所向无敌，必要时也敢以武犯禁，但是面对“庙堂”法制，他们又不得不有所顾忌；他们最终发现，最难战胜的“敌人”竟是“自己”。如果说王度庐的社会小说属于弱者的社会悲剧，那么他的武侠悲情小说则是强者的心灵悲剧。
王度庐是位悲剧意识极为强烈的作家。他说：“美与缺陷原是一个东西。”“向来‘大团圆’的玩意儿总没有‘缺陷美’令人留恋，而且人生本来是一杯苦酒，哪里来的那么些‘完美’的事情？”（《关于鲁海娥之死》）《鹤惊昆仑》和《彩凤银蛇传》里的“缺陷”是女主人公的死亡和男主人公的悲凉；《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铁骑银瓶》里的“缺陷”都不是男女主角的死亡，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永难平复的创伤；《风雨双龙剑》和《洛阳豪客》则用一抹喜剧性的亮色，来反衬这种悲怆和内心伤痕。
王度庐把侠情小说提升到心理悲剧的境界，为中国武侠小说史做出了一大贡献。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里，造成痛苦的斗争是在主角的心灵中进行着，这是一个不同冲动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束绝不是主角的消逝，而是他的一个冲动的消逝。”<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2]</sup></a>这个“冲动”虽因主角的“自我克制”而消逝了，但他（她）内心深处的波涛却在继续涌动，以致成为终身遗恨。
李慕白，是王度庐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男人。
有人说，李慕白是位集儒、释、道三家人格于一身的大侠；这是该评论者观赏电影《卧虎藏龙》的个人感受。至于小说《宝剑金钗》里的李慕白，他的头上绝无如此“高大上”的绚丽光环——古龙说得好：王度庐笔下的李慕白，无非是个“失意的男人”。
在《宝剑金钗》里，李慕白始终纠结于“情”和“义”的矛盾冲突之中，他最终选择了舍情取义，但所选的“义”中却又渗透着难以言说的“情”。手刃巨奸如囊中取物，李慕白做得非常轻易；但是他却主动伏法，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他做这些都是自愿的，又都是不自愿的。出发除奸之前，作者让他在安定门城墙下的草地上做了一番内心自剖，这段自剖深刻地展示着他的“失意”，这种心态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不甘心”。
在本《大系》所收“早期小说与杂文”卷中，读者可以见到王度庐用笔名“柳今”所写的一篇杂文《憔悴》，其中有段文字，所写心态与上述李慕白的自剖如出一辙。读者还可见到，《红绫枕》里男主角戚雪桥为爱人营墓、祭扫时的一段内心独白，其心态又与柳今极其相似。于是，我们看到了王度庐、柳今、戚雪桥（还有一些其他角色，因相关作品残缺而未收入《大系》）与李慕白之间的联系——李慕白的故事，是戚雪桥们的白日梦；戚雪桥、李慕白们的故事，则是柳今、王度庐的白日梦。
不把李慕白这个大侠写成一位“高大上”的“完人”，而把他写成一个“失意的男人”，这是王度庐颠覆传统“侠义叙事”，为中国武侠小说史做出的又一贡献。
玉娇龙，是王度庐写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女人。
玉娇龙的性格与《古城新月》里的祁丽雪有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叛逆精神更加决绝、更加彻底。为了自由的爱情，她舍弃了骨肉的亲情。同时，她也舍弃了贵胄生活，选择了荆棘江湖；舍弃了城市文明，选择了草莽蛮荒。
对玉娇龙来说，最难割舍的是亲情；最难获得的，是理想的婚姻。她发现自己选择罗小虎未免有点莽撞，所以又离开了他。她获得了自由的爱情，却在事实上拒绝了自由的婚姻。这与其说反映着“礼教观念残余”“贵族阶级局限”，不如说是对文化差异的正视。尽管如此，这位“古代娜拉”并未“回家”，而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一条不归路。这条路是悲凉的，同时又是壮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