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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才没再说下去。
马戈特向他们说起她对一家百货商店提出的集团诉讼，因为这家百货商店一贯诈骗赊账购货的顾客。马戈特解释说，每月账单上印出的总数总要多出几块美元。如果有人抱怨，他们就把差额作为误差解释过去，不过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抱怨过。“当人们看到总数是机器印出来的，他们就以为总错不了。他们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在机器按程序工作时，是可以把误差也包括进去的。在这桩案子里，有一台机器就是这样。”马戈特补充说，这家商店已经捞到了好几万美元的外快，这一点她准备在法庭上加以证实。
“我们在银行里是不把误差编入程序的，”埃德温娜说，“但是不管是不是用机器，误差总是难免的。所以我总是敦促人们检查他们的结账单。”
马戈特还告诉他们，在她对这家百货商店进行调查时，她曾得到一位名叫弗农·贾克斯的私家侦探的协助。此人工作勤奋，足智多谋。她着实赞扬了他一番。
“我知道这个人，”刘易斯·多尔西说，“他曾为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做过调查工作，那案子是我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个好人。”
在他们离开餐室时，刘易斯对亚历克斯说：“让我们解放一下吧。跟我一起去吸支雪茄，喝杯科涅克白兰地怎么样？我们可以到书房去。埃德温娜不喜欢闻雪茄烟味。”
于是两个男人说了一声“失陪”，便来到下一层——多尔西家的顶层住房共有两层——刘易斯的私室。进屋以后，亚历克斯好奇地朝四下打量着。
房间很宽敞，两边都是书橱，另一边是放杂志和报纸的架子。书橱和架子上都堆得满满的。室内有三张书桌，上面都高高地堆着票据文件、书籍和卷宗，一张书桌上装有自动打字机。“当一张书桌变得无法在上面工作时，”刘易斯解释说，“我就干脆搬到另一张桌子上去。”
穿过一扇开着的门，便是一个白天供秘书工作兼存放档案的房间。刘易斯进去拿出来两只高脚酒杯和一瓶法国白兰地酒，然后把酒杯斟满。
“我经常在想，”亚历克斯若有所思地说，“要办好一份金融业务通讯得靠什么背景。”
“我只能就我办的通讯谈谈自己的看法，而我这份通讯，行家们都认为是办得最好的。”刘易斯递给亚历克斯一杯白兰地，然后指着一只打开的雪茄烟盒。“请抽烟——这是马卡努多牌雪茄，首屈一指的货色，而且是免税的。”
“你用什么办法免了税的呢？”
刘易斯不禁笑出声来。“看看雪茄上扎的箍圈吧，我花了几个小钱就让人把原来的箍圈拆了，换上特别的一种，上写‘多尔西新闻通讯’的字样。这样，雪茄就成了广告品，成了企业的一项支出。所以，每当我抽雪茄时，我总是心满意足，因为山姆大叔代我付了钱。”
亚历克斯没说什么，只是取了一支雪茄，把它当作一朵香花似的放到鼻子前嗅着。对于税收的各种漏洞，他早已不再进行道义上的批评了。
既然国会把它们定为国法，那么谁还可以责怪别人利用这些漏洞呢？
“在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刘易斯说，“我可以毫不隐瞒《多尔西新闻通讯》的宗旨。”他点着了亚历克斯的雪茄，再点着自己的，然后美美地吸了一口，“就是帮助富人变得更富。”
“我注意到了。”
亚历克斯知道，每期业务通讯都有生财之道的内容——哪些债券该买进或卖出，哪些货币该换进或抛出，应该经营哪些商品，对外国的证券市场该涉足还是回避，随心所欲的富人纳税时可钻哪些空子，怎样通过瑞士货币账户做生意，哪些是可能影响到货币的政治背景，哪些灾祸行将发生，而了解内情的人又可以如何利用这些灾祸，等等，等等。
生财之道名目繁多，刊物的语气则带有不容置辩的权威性，很少有模棱两可的话。
“不幸，”刘易斯补充说，“干金融通讯这一行的人中间不乏骗子和牛皮大王，这就损害了那些严肃而诚实的通讯刊物。某些所谓的通讯刊物不过是报纸要点的摘抄而已，因此毫无价值；另外一些则兜售股票，从经纪人和推销商那里暗地领取报酬，当然这种诈骗术到头来总会露馅的。值得一看的通讯刊物或许有五六种，而本人的那一份则名列第一。”
亚历克斯心想，如果在别人身上，这番喋喋不休的自我标榜就会令人生厌了。但是在刘易斯身上，不知怎么，情况却不是这样。也许是因为他有吹嘘的资本。至于刘易斯极右的政见，亚历克斯觉得可以不去管它，就像滤茶器滤过的茶一样，只留下纯粹的金融方面的精华就可以了。
“我相信你一定是我的订户。”刘易斯说。
“是的——通过银行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