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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天桥的“天乐”，城里的“长安”、“吉祥”、“华乐”……等大戏院大剧场，又再张贴了大张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黑字，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专人还在门前吆喝：
“来呀，解放前最红的角儿，首本名剧，晚了就没座儿了。”票价是一毛钱。新的币制。
解放后，北平又改回前清的老名字，叫“北京”。
党很器重他俩。
往往有特别演出，诸如，“热烈欢迎解放军慰问晚会”。厢楼栏板挂满红色小旗，汇成红海。
霸王犹在兴叹，虞姬终于自刎。
只要是中国人，就爱听戏。
幕还没下，锣鼓伴着虞姬倒地。霸王悲嚎：“哎呀——”
台下不作兴给彩声。
却是热烈的掌声，非常“文明”，节奏整齐、明确：
啪！啪！啪！啪！啪！
仿佛是一个人指挥出来的。
戏园子坐满了身穿解放装，秩序井然的解放军、干部、书记……
红绿一片。
单调而刺目。
蝶衣极其怀念，那喧嚣、原始、率直、恣无忌惮的喝彩声：好！好！那纷乱而热烘烘的当年。
市面上开始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是天天枪毙。中国人的血流不完。
唱戏的依旧唱戏，剧团归国营。角儿每个月有五百块人民币，分等级给月薪。生活刚安定，哥俩有如在梦中之感。
对共产党还是充满天真的憧憬。因为有“大翻身”的承诺。两位给定为一级演员呢。
“真的？要过好日子了？”小楼道。
“很久没存过钱了。”
“我们算低了，听说最高的是马连良。”他倒有点不服气。
“有多少？”蝶衣问。
“一千七百块。”
“这么多？”
“连毛主席也比不上他呢。”
“只一个人，我够用。”
“我还得养妻，往后还得活儿——”
他踏实了，是一个凡尘中的男人。被生活磨钝了么？
蝶衣有点懊恼，怎么竟有这样的担忧？真是。他看着师哥的侧脸，三十出头，开始有点成熟的气度，像一个守护神，可惜他守护的，是另外一个。久赌必输，久恋必苦，就是这般的心情。活像一块豌豆黄，淡淡的甜，混沌的颜色，含含糊糊。
然而现实不容许任何一个人含糊地过去。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大起大落大争大斗的新时代。一切都得昭然若揭。
当戏园子有革命活动进行时，舞台得挪出来。横布条给书上“北京戏艺界镇压反革命戏霸宣判大会”。
台上的“表演者”，尽是五花大绑，背插纸标签的镇压对象，七八个。正中的赫然是袁四爷。
从前的表演者则当上观众。程蝶衣和段小楼坐在前排。面面相觑。
大会主席在宣判：
“……反革命分子，戏霸袁世卿、丁横、张绍栋等，曾在反动军阀部下担任要职，尤其袁某，是旧社会北洋、日伪、国统时期三朝元老，此人一贯利用旧社会各种反动邪恶势力，对戏剧界人民群众进行欺榨、剥削、逼害，罪行昭著……”
蝶衣的脸忽地涨红。
他半望半窥，这男人，他“第一个”男人，袁四爷，跪在他头顶，垂首不语。他蓬头垢面，里外带伤，半边脸肿起来，嘴破了，冒血泡，白沫不由自主地淌下，眼皮也耷拉。当初他见他，一双眼炯炯有神，满身是劲，肩膀曾经宽敞。他“失”给他，在一个红里带紫的房间里——恰恰是现今他伤疼的颜色。
一定给整治得惨透了。
是以衰老颓唐得顺理成章。
他第一个男人。
“——现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局批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蝶衣明知是这样的下场，但仍控制不了脸色泛白。
一个很积极而热情的青年出来，带头喊口号：他是成长、前进的小四。腐败的时代过去了，他才廿岁出头，目下是翻身作主人的新天新地新希望。
他喊一句，群众随着喊一句——从未如此满足过。
“坚决拥护镇压反动戏霸！”
“打倒一切反动派！”
“人民大翻身！”
“翻身作主人！”
……
喊口号的同时，还得举臂以示激情。
小楼惊奇地看着英姿勃发的小四，又望蝶衣一下，再瞧袁四爷，过去，他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但共产党却有更大的力量消灭一切。
袁四爷在呐喊声中，只知有恨的阶级斗争怨愤声中，被押出场外。当他经过过道时，蝶衣垂下眼，莫敢正视。
他知道，他就是这样，被干掉了，一如数不清的地主、富户、戏霸、右派、坏分子——只要不容于党的政策，全属“反革命”。
他不必听见打枪的声音，就听见幕下了。
小四兴奋的影儿罩在自己头顶上。仿佛也在暗示：“你的时代过去了！”
蝶衣很迷惘地看着舞台，他的焦点无法集中。如果新人上场，那替代自己的，该不会是一直不怎么成器的小四吧？领导一声栽培新苗，也就是党的意思。才解放一两年，他们一时忖测不及。
但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很支持照顾的。
都一式中山装，上学堂。
中央为了提高没读过书的工农干部、军人、工人，以及民间艺人出身的演员等文化水平，便安排他们同上“扫盲认字班”。有文化课和历史课。
一个穿列宁装的青年姑娘，也就是老师了，在黑板上教生字。她先写了个“爱”字，然后提问：
“什么是‘爱’？”
一个老太太答：“就是对人好。”
一个老将军答：“我没有爱过，所以不明白。而且我也不认得这个字，我常常写错了，写成‘受’字。”
问到蝶衣，他支吾：
“我也不认得，‘爱’跟‘受’总是差不多。”
老师笑起来：“这‘爱’怎么同‘受’呢？受是受苦、受难、受罪、忍受……解放前，大伙在旧社会中，都是‘受’；如今人民大翻身了，便都是‘爱’。”
蝶衣只听得嘟嘟囔囔都是受。“心”飞到老远，使“爱”字不成“爱”。为什么没有心？
老师犹滔滔不绝：
“有父母子女的爱、兄弟姊妹的爱、朋友的爱、男女之间的爱，但都比不上党对人民的爱，毛主席对你们伟大的爱……”
然后老师又在黑板上写另一个字，这回是“忠”字。
老师又解释：
“这‘忠’，是心中有这样的人或事，时刻不会忘记，不会改变，任凭发生什么大动乱，都保持一贯的态度，像你们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忠，对学好文化的忠……”
小楼和蝶衣跟随大伙抄写这两个字，各有所思。
在解放前，日据时期，蝶衣初与鸦片纠缠不清，不是没想过戒烟，只是那时到处开设的“戒烟所”，其实骨子里却是日本人当幕后老板的膏店，戒烟的同胞跑进去，戒不成烟，瘾更深了。直至解放之后，“戏子”的地位仿佛重新受到尊重，眼前也仿佛是另一坦途，蝶衣很努力地，把全副精神寄托在新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