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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过我们家吗？”他问。
“去过几次。当然，我和罗德夫妇不算很熟。但他们每年长假会办一次派对，我就是去参加派对的。”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事实上，也是我最后一次去罗德家。埃德陪我去的。两周后他就走了。
我已经放松下来了。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这要归功于有伊桑作陪——他讲起话来温柔又轻松；连猫都愿意接受他——但我很快清醒过来，那是因为我已经调整到了分析模式：用习惯性的问答方式与对方交流。好奇和同理心是我们这行的两大法宝。
转瞬间，我好像又回到了东八十八街那间笼罩在幽暗灯光里的安静的会诊室，两把舒适的椅子面对面摆放着，中间是一块海蓝色的小地毯。暖气片发出轻响。
门悄悄地开了，候诊区摆着沙发和木质咖啡桌；桌上堆着《天才儿童》和《游侠里克》等儿童读物；玩具箱里的乐高积木都快溢出来了；角落里的白噪声机器发出嗡嗡的轻响。
还有韦斯利的房门。韦斯利，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大学导师，也是他把我招进了这家私人心理诊所。韦斯利·布里尔——我们都叫他“韦斯利·太厉害”，头发总是乱蓬蓬的，袜子常常配错对，却有着机智过人的头脑，以及洪亮如钟的嗓门。我看到他在自己的诊疗室里，身子陷在伊姆斯沙发椅里，伸直大长腿，脚尖指向房间的中心，膝盖上摊着一本书。窗子开着，送进冬天的清冽寒风。他在抽烟。他抬起头来。
“你好啊，福克斯。”他说。
“我现在的房间比以前那间大。”伊桑又说了一遍。
我往后坐了坐，跷起腿来。这姿势摆得有点荒谬。我都记不得上一次跷二郎腿是什么时候了：“你上哪所学校？”
“家庭学校。”他回答，“我妈妈教我。”没等我回应，他就朝边桌上的照片点点头：“那是你们的全家福吗？”
“是的。那是我先生，那是我女儿。他叫埃德，她叫奥莉薇亚。”
“他们在家吗？”
“不，他们不住在这儿了。我们分居两地。”
“哦。”他摸了摸庞奇的背，“她多大了？”
“八岁。你呢？”
“十六。到二月就十七岁了。”
奥莉薇亚也会讲这种话。他看上去要小一些。
“我女儿也是二月生的，情人节那天。”
“我是二十八号。”
“差一点就赶上闰年了。”我说。
他点点头：“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心理医生，给孩子们看病。”
他皱了皱眉头：“小孩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孩子在学校过得不顺心，有些是家里有麻烦。有些孩子搬家后会对新环境很不适应。”
他没说什么。
“我猜，如果你在家里上学，就必须在课外找朋友了。”
他叹了口气：“我爸帮我找了一个游泳队，叫我去参加。”
“你游了多久了？”
“五岁开始的。”
“你肯定游得很好。”
“还行吧。爸爸说我有那个天赋。”
我点点头。
“我挺厉害呢。”他说得很谦逊，“我还教人游泳。”
“你教别人游？”
“教残障人士。不是那种……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他补充了一句。
“发育性残疾人。”
“是的。我在波士顿教过不少人。我也想在这儿教人游泳。”
“你怎么会想到教残障人士游泳呢？”
“我有个朋友的妹妹是唐氏综合征患者，几年前看了奥运会就特别想学游泳。我就教她，后来她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也来跟我学。后来我就进入了……”他晃了晃手指，想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这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