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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好的那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十一点的时候，一个穿着雨衣的男人拖着一台割草机，敲敲我家前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来帮我修剪草坪。这让我想起忘了叫芬兰女佣过来，于是我开车去西卵村，到墙壁刷得粉白的湿淋淋的巷子里找她，顺便买了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鲜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从盖茨比家送来了一温室的花，连同无数个插花的容器。一个小时之后，有人紧张地推开了前门，盖茨比身着白色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和金色领带，匆匆忙忙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看来是没有睡好。
“都还好吧？”他进门就问。
“草坪看上去不错，如果你是说这个。”
“什么草坪？”他茫然地问，“哦，你院子里的草坪。”他边说边朝窗外张望。不过从他的表情来看，我相信他什么也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道，“有家报纸说大概四点钟雨就会停。应该是《纽约日报》。茶——茶啊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他有点不满意地看了看芬兰女佣。我们把从甜品店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都细细察看了一番。
“可以吗？”我问道。
“当然，当然！都很好！”然后他又不知所云地加了一句，“……old sport。”
大概三点半钟，雨渐渐小了，变成潮湿的雾气，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飘下来。盖茨比漫不经心地看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佣的脚步震动厨房地板，他就会吓一跳。他还时不时地朝模糊的窗外瞥上几眼，好像外面正在发生一系列看不见却又令人心惊的事情。最后，他站起身来，用一种犹疑的声音告诉我，他要回家了。
“为什么？”
“不会有人来喝茶了。太晚了！”他看看表，好像别的地方还有什么急事等他去办，“我不能在这儿等一天。”
“别傻了，现在还差两分不到四点。”
他又沮丧地坐了下来，好像是我把他推倒的。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的声音从我家车道上传来。我们俩都跳了起来，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外面院子里。
没有开花的紫丁香树滴着水，一辆敞篷车在树下沿着车道开了过来。车子停下，黛西戴着一顶浅紫色的三角帽，轻侧着脸，神采奕奕地看着我，露出欣喜的笑容。
“你真的就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
她那起伏荡漾的嗓音在雨中让人听了心旷神怡。我的耳朵得跟随这起起落落的声音才能明白她所说的话。一缕潮湿的秀发贴在她的脸颊上，像用画笔抹上了一线蓝色。我扶她下车的时候，发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雨水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
“汽油味会影响他的鼻子吗？”
“不会吧，”她天真地说，“怎么了？”
我们走进屋去。客厅里空无一人，这让我大吃一惊。
“哈，真有意思。”我喊道。
“什么有意思？”
这时门口传来彬彬有礼的轻轻敲门声，她转过头去。我走到外面把门打开。盖茨比面如土灰，两手沉重地插在外衣口袋里，站在一摊水中，神情凄惨地盯着我的眼睛。
他从我身边大步走进前厅，双手仍然揣在外衣口袋里。然后，他像提线木偶一样猛然转身，拐进了客厅。那样子一点也不轻松。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怦怦直跳，我伸手把门关上，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
有半分钟的时间，寂静无声。然后客厅里传来一阵哽咽的低语和间或的笑声，接下来是黛西清脆而不自然的嗓音：“又见到你，我真的很高兴。”
又一阵停顿。时间长得可怕。我在前厅里无所事事，于是也走进屋去。
盖茨比正斜倚在壁炉台边，双手仍插在口袋里，强装出一副闲散放松，甚至百无聊赖的样子。他的头使劲往后仰，一直挨到壁炉台上一座报废的大钟钟面上。他那双慌乱不安的眼睛从这个角度凝视着黛西。黛西坐在一把硬背椅子的边缘，神情惶恐却仍很优雅。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嘟哝道。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张了张双唇，却又没能笑出来。幸好这个时候，他的脑袋把那座钟压得险些歪倒，他赶忙转过身去用颤抖的手指把它扶正放好。然后他直挺挺地坐了下来，臂肘支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碰到钟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