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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拨又一拨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从盖茨比家的前门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拉起一根绳子，旁边站着一名警察拦住看热闹的人，但是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进去，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一个胸有成竹的人，大概是个侦探，俯身查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这个词，由于他的语气颇显权威，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便以此为基调作了报道。
大多数报道都如同噩梦一般——古怪离奇，捕风捉影，用词夸张，内容失实。验尸时，米凯利斯在证词中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怀疑，我以为整个故事很快就会被黄色小报添油加醋地刊登出来——没想到凯瑟琳，这个本来可以信口胡言的人，却保持了沉默。她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魄力——她用描过的眉毛下面那双坚定的眼睛看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没见过盖茨比，她姐姐跟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幸福，从来没有过不正当的行为。她说得连自己也信以为真，用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就好像提出这种疑问都让她无法忍受似的。威尔逊就这样被认定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错乱”的人，整个事件也因此而简单明了。案子告一段落。
然而这些过程全都显得那么遥远而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形单影只地站在盖茨比这一边。从我打电话到西卵村报案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会向我提出。起初我感到惊讶而困惑，后来一个又一个小时过去，他躺在他的房子里，没有动静，没有呼吸，没有言语，我才渐渐明白自己负有的责任。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人对他表示关心——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死后或多或少理应得到别人真切的关心。
发现盖茨比的尸体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黛西，出自本能、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她。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带上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没说。”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为他找个人来。我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去安慰他说：“我会给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我会给你找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室地址，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我拿到号码已经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接一次线好吗？”
“我已经接过三次了。”
“我有很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人。”
我走回客厅，屋里突然挤满了人，开始的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些偶然来访的客人，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官方人员。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目光看着盖茨比，可我耳边不断回响的却是他的抗议声：“我说，old sport，你一定得给我找个人来。你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扛不住啊。”
有人开始向我提问，但我脱身跑上楼去，匆匆翻了一下他书桌上那些没锁的抽屉——他从未明确告诉过我，他的父母已不在世。但是我什么也没找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照片，一段被人遗忘的狂野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凝视着。
第二天早上，我派男管家去纽约捎封信给沃尔夫山姆，向他打听一些情况，请他马上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我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要求似乎是多余的。我相信他一看到报纸肯定会赶过来，正如我相信中午之前黛西一定会发来电报——但是电报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什么人都没有来。当男管家带回沃尔夫山姆的回复，我开始有一种藐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和我之间的情谊可以对抗他们所有人。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
这个消息让我万分震惊，我简直难以相信。那个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现在无法前往，因为我有重要的业务在身，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些时候，如果有我能帮上忙的事情，请派埃德加送信通知我。听到这件事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感觉天昏地暗。
您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添了一句：
请告知关于葬礼的安排。又及：我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电话局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想黛西终于打过来了。但是接通之后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又轻又远。
“我是斯莱格……”
“什么事？”这个名字很陌生。
“那封信真糟糕，对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没收到什么电报。”
“小派克有麻烦了，”他语速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被逮住了。五分钟前他们刚从纽约接到的通知，给了证券号码。这事你想得到吗，嗯？在这种乡下地方根本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