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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发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报人马上出发，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肃穆的老人，非常无助，神情沮丧，在这暖和的九月里，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接过旅行包和雨伞的时候，他不停地用手去捋那稀疏的灰白胡子。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外套。他快要挺不住了，于是我把他带到音乐厅，让他坐下，派人去拿了点吃的东西。但是他不肯吃，杯里的牛奶从他颤抖的手中泼了出来。
“我在芝加哥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出发了。”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您。”
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却不停地朝屋里四下张望。
“是个疯子干的，”他说，“一定是个疯子。”
“您要点咖啡吗？”我劝道。
“我什么也不想要。我现在很好，您是——”
“卡拉韦。”
“哦，我现在很好。他们把吉米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
“是这样的。”我不自在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拉着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拽下来，接着直挺挺地躺下去——很快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明显担惊受怕的人打来电话，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说出他的名字。
“我是卡拉韦。”我说。
“哦！”他听上去松了一口气，“我是克里普斯普林格。”
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盖茨比的葬礼上似乎可以多一位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群看热闹的观众，所以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是难找。
“葬礼明天举行，”我说，“三点，在他家这边。我希望你转告有意参加的人。”
“哦，我会的，”他慌忙说道，“其实，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如果见到的话我会转告。”
他的语气让我有点怀疑。
“你自己肯定是要来的。”
“嗯，我一定想办法去。我打电话是——”
“等等，”我打断他，“先说好，你一定会来，怎么样？”
“呃，事实上——是这样的，我现在在格林威治的一个朋友家里，他们想让我明天一起出去玩，去野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一定会想办法走开。”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哼”，他一定也听见了，因为他紧张地继续说道：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把一双鞋落在那儿了。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从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人我打电话去找他，他竟暗示盖茨比是死有应得。不过，这是我的错，因为他当初就是那种喝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人，我本不应该打电话给他。
葬礼的那天早上，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找到他。我在一名电梯工的指点下，推开了一扇写着“万字控股公司”的门，一开始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喊了几声“喂”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争论声，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出现在里屋的门口，用带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