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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早上，我都会穿过摄政公园，走路去上班。每年到了这个温度骤降的时令，我都会穿上防滑鞋，披上羊毛围巾，一副永远忧郁的表情。忘掉全球变暖吧。年纪越大，世界越冷。这是不争的事实。
太阳宛如一个淡黄色的球体，飘浮在灰暗的天空中。慢跑的人低着头，从我身边跑过，运动鞋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留下印迹。春日将近，园丁们应该在种球茎，但他们的手推车里却装满了水。我看到他们在工具棚里抽烟、打牌。
我走上樱草山大桥，远眺运河河岸。一艘孤零零的窄船停泊在曳船道旁。水雾如烟，从河面上袅袅升起。
警察到底在找什么？他们找到了谁？
昨晚，我看了电视上的新闻，今天早上也听了收音机——没有任何消息。我知道，这只是病态的好奇心在做祟，但一部分的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哪怕不是案发时的目击者，也是事发后的目击者。就像你在《绳之以法》里看到的情节，警察请求知情者向他们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人永远是别人，绝不会是我们认识的人。
我再次动身，一阵细雨飘落，沾湿了我的夹克。邮局大楼矗立在渐暗的天空下。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往往可以让人们在城市中辨认方位。街道或许会通向死胡同，或者毫无理由地曲曲折折，但依靠高耸的大楼，人们便不至于在规划古怪的城市中迷路。
我爱伦敦的这片美景。它看起来壮丽依旧。只有细细观察，你才能看到腐败之处。不过，你或许可以说，这样的话放在我身上同样适用。
我的办公室在大波特兰街的一栋建筑里，这栋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用白色箱子堆出来的金字塔，建筑灵感来源于设计师的童年。举目仰视，这栋建筑似乎没有尽头，我总有点希望能看到一台起重机，吊几个箱子，把建筑的空隙填满。
我走上前门台阶，听到汽车鸣笛后转过身去。一辆鲜红的法拉利跑车停在人行道上。驾驶座上是芬威克·斯平德勒医生，他抬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朝我挥了挥。芬威克看起来像是个律师，但其实他是伦敦大学医院精神病药物学部门的主管。他还开了一家带诊疗室的私人诊所，紧挨着我的诊所。
“早上好啊，老同学！”他喊道，就这么把车停在人行道中间，逼得行人从一旁绕行。
“你就不担心在这儿停车招来警察找你麻烦吗？”
“搞个这个。”他说着，指向贴在风挡玻璃上的医生标识，“就说出了紧急医疗事故，这样的借口再适合不过了。”
他跟着我走上台阶，推开玻璃门。“前几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真是精彩。那样的状况，我可撑不起来。”
“瞎说，你肯定可以——”
“我一定要跟你说说我周末干了什么。我去苏格兰打猎了，杀了头鹿。”
“鹿你都杀？”
“有什么不能杀的。”他轻蔑地挥了挥手，“一枪射穿了那个浑蛋的左眼。”
接待员按了一个开关，安全门打开，我们走进电梯。芬威克对着电梯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的仪表，拍掉肩部起褶的布料上的头屑，他身上的那件西装价格不菲。看到他量身定制的西装不合身，我就知道他的身材走样了。
“最近还跟妓女有来往吗？”他问。
“我开讲座。”
“还换了这么个名头啊？”他嘎嘎大笑，把手伸进裤兜，“那你怎么收费？”
如果我告诉他我不收费，他决不相信。“她们给我优惠券。以后我想找她们，就拿优惠券换。我现在有一整个抽屉的优惠券。”
他几乎被这句话呛到了，脸憋得通红。我强忍笑意。
芬威克虽然是个很成功的医生，但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竭尽全力想成为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坐在跑车里的样子总让人隐隐觉得好笑。就像看到比尔·盖茨穿着沙滩裤，或看到乔治·W. 布什在白宫。怎么看都不对劲。
“你那病，还好吗？”他问。
“还好。”
“我都注意不到了，老同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辉瑞公司在测试一种新型混合药物。你随时过来，我给你看看数据……”
他和制药公司来往之密切向来闻名。他的办公室就是辉瑞、诺华和罗氏制药的神社；从钢笔到浓缩咖啡机，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进贡”的。他的社交生活也是如此——在考斯划船，在苏格兰钓鲑鱼，或者在诺森伯兰郡捕猎松鸡。
我们走到转角，他扫了一眼我的办公室。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候诊室里，紧紧地攥着一个橙色鱼雷状的救生圈。
“老同学，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芬威克喃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