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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房子而言，我们活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虽无福在樱草山树木茂盛的极乐世界里安家乐业，却也终于从卡姆登最南部的小区逃之夭夭，那里遍地涂鸦，家家户户都装着百叶窗，肮脏不堪。尽管房贷数额巨大，水管毛病频出，但朱莉安娜爱上了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也很喜欢这里。夏天来临时，微风吹拂，如果风向正好，我们打开窗就能听到伦敦动物园传来的狮子和鬣狗的叫声。有种不开小篷车就能在非洲大草原上游猎的快感。
每周三晚上，朱莉安娜都要给成人班上西班牙语课，查莉会去她最好的朋友家过夜，我就能独享这栋房子了，平时也算惬意。我用微波炉热了汤，把法棍撕成两半，看着查莉在白板上留下的小诗，旁边还写着香蕉面包的菜谱。我感到一丝孤独。我希望她们都在。我想念她们的喧闹，她们的戏谑。
我漫无目的地上楼闲逛，从一间房漫步到另一间，看看我的“半成品”。窗台上，油漆桶排成一列，地板上铺着陈旧的地毯，像极了抽象派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布。其中一间卧室已经成了储藏室，专门用来放箱子、地毯和一些被猫抓花的家具。查莉的旧婴儿车和高脚椅堆放在角落里，仿佛还在等待下一步指示。塑料盒里装着查莉的婴儿服，盒上贴着整齐的标签。
六年来，我们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目前为止，除了两次流产和无数泪水，我们一无所获。我不想尝试了，至少现在不想，但朱莉安娜还在坚持吃维生素片，研究尿液样本，测量自己的体温。我们所谓的做爱，更像是一场科学实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佳的排卵时刻。
当我把上面这些话说给她听时，她答应我，只要我们有了孩子，她就会定期、自愿地跟我享受鱼水之欢。
“等我们有了孩子，你绝对不会后悔，一刻都不会。”
“我知道。”
“这是咱们欠查莉的。”
“对。”
我很想扔给她一堆“万一”打头的问题，只可惜有这心没这胆。万一这病迅速恶化呢？万一这病遗传呢？万一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抱不动呢？我不是在多愁善感，只考虑自己。我为人实际。这个问题不是坐下来喝杯茶，吃几块全麦饼干就能解决的。这个病就像一列从远处的黑暗中朝我们疾驰而来的火车。看似遥远，但总会到来。
六点半，出租车来了，我们并入高峰时期的车流中。尤斯顿路通往贝克街方向的路段已经堵死了，再另找一条捷径，穿过这条到处是护柱、减速带和单向通行标志的险路已是不可能的事。
司机抱怨那些从英吉利海峡隧道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说他们让交通问题越来越糟。我无法理解他的观点，因为非法移民又不开车，但我心情压抑，懒得跟他争论。
七点刚过，司机把我放在克勒肯维尔的兰顿大厅——这是一幢低矮的红砖建筑，有白边修饰的窗户，还有黑色的雨水管。除了前门台阶上亮着一盏灯，它看起来和一座废弃建筑无异。我推开双重门，穿过一个狭窄的门厅，走进大厅。地上的塑料椅子大致摆成几排。大厅一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带龙头的热水桶，旁边是几排杯碟。
大厅里来了约莫四十个女人。她们年纪不一，有花季少女，也有三十七八岁的。她们大多身披大衣，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女人的大衣下还穿着上班时的高跟鞋、短裙、紧身超短裤和长筒袜。空气中混杂着难闻的香水味和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