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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边说边吃巧克力，偶尔把手伸进款式老套的长袖里挠挠皮肤。我觉得她有所隐瞒，但我只能等她信任我的时候再告诉我。
到了治疗的第四个阶段，她终于缓缓卷起袖子。向我展示伤疤，她有点尴尬，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她的挑衅和沾沾自喜。她想让我为她深深的伤口感到震惊。这些伤口就像生命地图，我可以从上面读出她的经历。
凯瑟琳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自残。她的父母十分厌恶对方，提出离婚。她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像一个被两个小孩争夺拉扯的洋娃娃。
她用纸巾包着镜子，对着桌角砸碎了它。接着，她用一块碎玻璃划破了自己的手腕。鲜血给了她满足感。她不再感到脆弱无助。
她的父母把她抱进车里，载她去医院。一路上，他们为谁该对女儿的伤负责争执不休。凯瑟琳内心很平静。她在医院里过夜，临睡前她抚摸自己的伤口，亲了亲它，说了声“晚安”。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她告诉我，“我可以决定我要划多少刀，要划多深。我喜欢疼痛。我渴望疼痛。我活该。我知道我有受虐倾向。如果你见过我的前任就会明白，或者你听下我做的都是些什么梦。”
她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在精神病院待过，也不承认接受过集体心理治疗。她隐瞒了自己大部分过去，特别是和家人相关的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不再自残。但是复发之后，她更狠心地惩罚自己，伤口越切越深。她大多在手臂和大腿上动刀，因为那里的伤口能用衣服遮住。她还发现，用乳霜和绷带可以淡化疤痕。
如果伤口需要缝针，她就去事故急救中心，那里离马士登医院很远。她不敢冒险在马士登医院缝伤口，怕丢了工作。在急救中心，她会告诉分诊护士一个假名，有时也会假装自己是外国人，不会讲英语。根据以往的经验，她十分了解护士和医生是怎么看待自残者的。他们觉得自残者就是想引人注目，还要浪费别人的时间。给他们缝针的时候，医生常常连麻药都不打。他们对待自残者的态度就是，“你不是爱疼吗？那就再让你享受一下。”
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凯瑟琳的自残行为。她要靠流血，摆脱麻木空虚的感觉。我的笔记本上还写着她说过的话：“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我感觉平静。一切尽在掌控。”
书页间夹着几块深棕色的巧克力碎片。她爱把巧克力掰碎，扔到书页上。她不喜欢我记笔记。她想我听她说话。
为了不让她再流血，我给她推荐了几个替代方案。要感受疼痛不一定非得拿刀割自己，她可以在手里握一块冰，嚼滚烫的辣椒，或者往生殖器上抹镇痛油。这些疼痛不会在身体上留疤，也不会带来愧疚感。等我们打破了她的思维死循环，我们便能帮她建立新的、不伤害身体且不那么暴力的心理应对机制。
几天后，七月十五日，凯瑟琳在肿瘤病房找到了我。她臂弯里捧着一大包纸，紧张地左右张望。我看到她眼里闪过了某种不可名状的异样。
她示意我跟她走进一个小凹室，接着把那包纸扔到地上。我好一会儿才注意到，她开襟毛衣的袖子里塞满了面巾纸和纸巾。鲜血渗透了层层纸巾和衣服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