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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总算守时了一次。他穿着一身工装——灰色衬衫配长裤。衬衫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奈瓦斯普林”几个字。我再一次惊讶于他的身高。
我努力控制好字母间的连笔，写完最后一条笔记，然后抬头，看看他准备好没有。那一刻，我意识到，他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准备好。乔克是对的——博比有点脆弱，还有点捉摸不透。他的脑海里装满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古怪的事实，还有只言片语的对话。
几年前，苏豪区开了一家名为“奇人怪客”的咖啡馆，原本打算招揽住在伦敦西区的所有怪人——发型狂野的艺术家、变装皇后、朋克摇滚乐迷、嬉皮士、色情网站记者，还有纨绔子弟。但这个愿望从未实现。相反，咖啡馆里坐着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白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想一探怪人们的究竟，最后却只能干巴巴地相互对望。
博比常常谈到他空闲时间的写作，他的故事里偶尔会夹杂一些文学典故。
“我能看看你写的东西吗？”我问。
“你只是随口说说吧。”
“不，我是真的想看。”
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说：“或者，我下次带一本给你看看吧。”
“你一直都想当个作家吗？”
“自从我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就开始想当作家。”
我的心不禁一沉，仿佛看到一个焦虑的少年，觉得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尼采，而现在，那个少年长大了。
“你和霍尔顿有共鸣吗？”
“才不。他就是个白痴！”
我松了一口气。“为什么？”
“他太天真了，竟然想保护孩子，保留他们的纯真，不让他们掉进成人世界的深渊。他做不到。这不可能做到。人终究会堕落。”
“你是怎么变得堕落的？”
“哈！”
“和我说说你的父母吧，博比。你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我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去上班了，之后再也没有回家。”
“怎么回事？”
博比转移了话题。“他在空军部队工作。他不是飞行员。他是一个技工，负责维护战机，确保它们能随时起飞。那时他太年轻，没能参战，不过我觉得他并不为此遗憾。他是个和平主义者。
“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引用马克思的哲言，告诉我宗教是大众的鸦片。那时，我们几乎每周日都会从基尔本坐公交到海德公园，公交车上有一些把包装箱当成讲坛，站在上面布道的平信徒<a id="commentRef_6334" href="#comment_6348"><sup>[1]</sup></a>传教士，他会朝他们发难。
“我还记得，有个传教士长得像《白鲸记》里的亚哈船长，一头白色长发被扎成马尾，他的声音低沉且有力。‘耶和华会以永恒的死亡惩罚你的罪过。’他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盯着我。
“然后我爸喊了回去：‘你知道传教士和疯子有什么区别吗？’他顿了一下，接着回答：‘他们听到的声音不同。’<a id="commentRef_6361" href="#comment_6422"><sup>[2]</sup></a>所有人都笑了，除了传教士，他气鼓鼓的样子像极了河豚。‘听说你们接受所有面额的钞票，但更喜欢十英镑和二十英镑，这是真的吗？’我爸又问。
“‘你，先生，你会下地狱的。’传教士吼道。
“‘那还烦请您指指路？右转还是直走？’”
博比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模仿得恰到好处。他有点局促不安地望着我，为自己的畅所欲言感到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