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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有一张俊秀的脸庞，鼻子小巧而笔挺，一头直发用银色别针向后别住，拢在耳后——自我记事起，她一直这么扎头发。可惜的是，我遗传了父亲乱糟糟的头发。如果它们再长那么半英寸，就会完全炸起来，让我看起来像触电了似的。
我母亲的外工字褶裙、没有图案的衬衫、低跟鞋，乃至身上的一切，无一不代表着她作为医生妻子的声望。她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去遛狗都要带手提包。
只消煮个鸡蛋的工夫，她就能安排好一场十二个人的晚宴。不仅如此，她还擅长组织游园会、校园节日、教堂庆典、慈善募捐会、桥牌锦标赛、旧物销售会、步行马拉松、洗礼仪式、婚礼和葬礼。虽然她擅长做这么多事，但在生活中，她从不会把支票簿上的账目结平，不会做投资决策，也不会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她把这些事情通通交给了我的父亲。
每当我回想母亲的一生，我总深感惋惜，她本来光明的前途，却被她弃如敝屣，一身才华没有施展。十八岁那年，她拿到了卡迪夫大学的数学专业奖学金。二十五岁那年，她发表了一篇震惊全美各大学的论文。她干了什么呢？她嫁给了我的父亲，安顿了下来，过上了循规蹈矩的生活，做出了无数妥协。
我总是爱想象她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跟一个来自希腊的侍者私奔了，或者在写一本热辣的言情小说。我想象着，有那么一天，她会突然抛掉她的谨慎、自律和得体的举止，在雏菊田里光着脚翩翩起舞，或者徒步穿越喜马拉雅山脉。这些都是很美好的想法，总比想象她日渐衰老，余生只能听我父亲对着电视嚷嚷个不停，或者听他大声朗读写给报社的信要美好得多。
他现在就在写信。和我们待在一起时，他只读《卫报》，而那份“斗牛士的红布”——他是这么称呼它的——足够给他提供写上十几封信的素材。
我的母亲在厨房，和朱莉安娜一起，讨论着明天的菜单。昨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决定把周日的午餐弄成一场家庭聚会。我的两个姐姐也会出席，她们的丈夫以及闷闷不乐的孩子也会来。能逃过这一劫的只有丽贝卡。她在波斯尼亚为联合国工作。上帝保佑她。
这周六早晨，我有诸多杂务要干，其中一项是把成堆的水暖器材从前厅搬到地下室。然后，我还要去耙树叶，给秋千上油，再去本地汽车修理厂买两袋煤回来。朱莉安娜要去商店购置食物，查莉跟她的祖父母去牛津街看圣诞彩灯。
分配给我的另一项杂务，是去买一棵树——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修剪匀称的圣诞树，永远只存在于广告里。如果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一棵一模一样的出来，那就免不了要大失所望。现实里的圣诞树，要不向左歪，要不向右歪；要不就是树根位置太茂盛，要不就是树冠位置太凌乱；要么有的地方光秃秃的，一片叶子都没有，要么两边树枝太疏或太密，看起来怪怪的。哪怕奇迹降临，真的让你找到了一棵完美的圣诞树，你也放不进车里，等你把它绑在车顶行李架载回家时，树枝早就不成样子了，断的断，折的折。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树拖进家门，满嘴松针，汗流浃背，等来的却只有那个叫人抓狂的、流传了无数个圣诞节的问题：“你就真的买不到比这更好看的吗？”
寒气把查莉的脸蛋冻得粉粉的。她的胳膊上挂着几个抛光纸袋，纸袋里装满了新衣服，还有一双新鞋子。
“我买了高跟鞋，爸爸。高跟鞋！”
“有多高呀？”
“就这么高。”她拿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距离。
“我还以为你是个假小子呢。”我逗她。
“我没买粉色的，”她一本正经地说，“也没买裙子。”
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到我的母亲光顾着跟朱莉安娜聊天，没有给他送上冰块，他大动肝火。查莉激动地打开纸袋。她突然停下动作。“这棵树！太好看了吧！”
“很好看吧。我找了三小时。”
我可不能把真相告诉她。其实，这棵树是我托一位朋友找的，他在白垩农场路上的希腊熟食店里工作，介绍了一个专门卖圣诞树的人给我，说这个人把圣诞树放在他那辆三吨重卡车的后车斗上卖，“半个伦敦的人”都过来买。
这桩生意怎么听怎么像骗钱的勾当，但这一次，我豁出去了。我的目标是买到一棵完美无瑕、堪称模范的圣诞树，结果还真给我买到了——这棵金字塔状的圣诞树散发着松木的香气，树干笔直，树枝分布均匀。
回到家后，我一直在客厅里来回走动，对着这棵树赞不绝口。我把“这棵树很好看吧？”说了一遍又一遍，末了还等别人附和我，朱莉安娜已经有点受不了了。
上帝翘首以盼的私人医师在向我阐述，他针对伦敦市中心交通拥堵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而我在等他对这棵树发表评论。我不想催他。他说伦敦西区应在每天指定时间内禁止货运卡车上路。说完这个，他又开始抱怨，商场里有些顾客走得太慢，认为商场应该弄一个快慢道分流系统。
“我今天买到了一棵树。”我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打断了他的话。他陡然住嘴，回头看了看。他站起来，更加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在树的两边走来走去。接着，他往后一站，认真观察树形对不对称。
他清了清喉咙，问：“没有比这棵更好看的了吗？”
“有！有几十棵比它好看的！不对，有几百棵！这棵是长得最差的，垃圾货色，难看至极。我看着都替它难受，才把它买回家。算是收养了一棵毁了容的圣诞树吧。”
他满脸惊讶。“也没那么糟吧。”
“你真他妈的不可理喻。”我咕哝了一句，再也不想跟他待在一个房间。为什么纵使我们已经头发灰白，还有一笔像第三世界债务般等着我们偿还的按揭贷款，我们的父母却总能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躲进厨房，给自己弄了一杯金汤力，拿起杜松子酒瓶猛地往杯里倒，洒得整个吧台都是酒。我的父亲才来了十小时不到，我就已经要借酒消愁了。但至少，增援明天就会抵达。
在我童年的噩梦里，我总是在奔跑——想摆脱一只怪物，或者是染了狂犬病的狗，或者是一个壮得像英式橄榄球队里的二排前锋，没有门牙，长着菜花耳的尼安德特人。我总会在被抓住前的那一刻惊醒。醒来后，我还是会害怕。噩梦的可怕就在于此，因为恐怖的事情并没有结束。醒来时的那一瞬间，我们置身半空，或刚好在炸弹爆炸前一秒，或在众目睽睽下赤身裸体。
我已经在黑暗中躺了五小时。每当我想着一些开心的事，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就会一下子胆战心惊地惊醒。这感觉就好像看一部烂得叫人发笑的恐怖片，哪怕再蹩脚，也总有那么一两个画面，能把你吓得魂不附体。
大多数辗转反侧的夜晚，我都在努力不去想博比·莫兰，因为一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凯瑟琳·麦克布赖德，而我不想涉足有关她的回忆。我寻思，博比会不会被拘禁了，他们是不是在监视他。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停在他家外面的场景。
人是感觉不到自己被监视的——除非发现了什么线索，或者注意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博比在这方面异于常人。他会留意身边的种种迹象。一个精神病患者会相信电视在跟他说话，他会问自己，为什么路边有工人在修电话线，为什么家外面停着一辆窗户不透光的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