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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遇害当晚，你有没有约她见面？”
“没有。”
西蒙在做笔记。他倾向笔记本，草草记下要点，给几个词下面画线。
“这就好办了，又是那种不用动脑子的案子，”他说，“你只要能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十一月十三日当天不在犯罪现场就行。”
“我证明不了。”
西蒙疲惫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没有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老师。接着，他拍掉西装袖子上的一点小绒毛，仿佛这个问题不值一提。他忽然站了起来，敲了两下门，示意他已经问完了。
“就没了吗？”
“对。”
“你不打算问问我，我有没有杀了她吗？”
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你有什么要辩解的，留给陪审团吧。祈祷不会走到那一步吧。”
门在他身后关上，可他留下的东西——失落、坦诚，以及须后水的香气——仍弥漫在房间里。五分钟后，一位女警领着我穿过走廊，走进审讯室。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我有时要充当一些受审少年的“监护人”的角色。
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占据了大半个房间。远处的角落里放着一台巨大的录音机。墙壁和窗台上空荡荡的。女警立刻站到门内，视线避开了我。
鲁伊斯来了，随他而来的是一位比他高也比他年轻的警探，脸很长，一口破牙。西蒙跟在他们身后，也走进审讯室。他对我耳语道：“我碰你手肘时，你就不要说话。”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鲁伊斯坐在我对面，夹克都懒得脱。他一只手摩挲着下巴上的胡楂。
“本次审讯为针对凯瑟琳·玛丽·麦克布赖德遇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约瑟夫·保罗·奥洛克林教授的第二次正式审讯，”他说，这是录音里必须出现的内容，“出席本次审讯的有，侦缉探长文森特·鲁伊斯，侦缉警长约翰·基巴尔，以及奥洛克林教授的法定代理人，西蒙·科赫。时间为早上八点十四分。”
女警检查了一下录音机，确保它在正常工作。她朝鲁伊斯点点头。他把两只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相扣。他盯着我，一言不发。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
“今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你在哪里？”
“我记不起来了。”
“你是否在家和妻子一起？”
“不是。”
“所以你能回想起来的只有这么多吗？”他挖苦道。
“是。”
“那天你上班了吗？”
“上了。”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
“我和一位医生四点有约。”
接下来几个问题大同小异，都是在询问当天的具体细节。鲁伊斯想逼我就范。撒谎比说真话艰难百倍，他知道，我也知道。细节是最容易说漏嘴的地方。故事编得越详细，你就越难圆好。撒谎就像穿上一件紧身衣——它会把你束缚得越来越紧，令你越发施展不开手脚。
终于，他问起了凯瑟琳的事。沉默。我扫了一眼西蒙，他一声不吭。审讯开始以来，他就没说过一句话，和桌子对面那位坐得稍稍比鲁伊斯靠后一点的年轻警探一样。
“你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吗？”
“认识。”
“你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哪里？”
我把有关凯瑟琳自残和我给她进行心理辅导的事都说了出来，包括她是如何看似逐渐好转，最后又是如何离开马士登医院的。公然讨论临床病例的感觉无比怪异。我的声音略显强硬，仿佛我在尽力说服他们，却又太过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