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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克和我不是在大学相识的，我们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妇产科医生手中诞生，只差了八分钟。那天是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八日，在哈默史密斯的夏洛特皇后妇科医院里。我们的母亲在同一个产房，医生不得不来回走到帘子两边，帮她们接生。
先出生的是我。因为乔克的脑袋太大，卡住了，他们用手术钳把他拉了出来。他时不时还会开玩笑说自己生得比我晚，得加快步伐赶上我才行。事实上，他一直都很重视竞争。我们可能曾并排躺在婴儿室里。我们还可能曾互相对望，吵得对方睡不着觉。
我们降临人世的时间仅相隔几分钟，下次相遇却在十九年后，这便是所谓人生之旅的孤独。朱莉安娜说，是命运让我们相遇。或许她是对的。我和乔克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曾被同一个医生倒过来抓着打屁股，除此之外，我们截然不同。我解释不清我是怎么和乔克交上朋友的。我给这段伙伴关系贡献过什么？他是学校里的大红人，是所有精彩派对上的常客，跟他调情的永远是最漂亮的女孩。跟他交朋友，我显然受益良多，但他得到了什么？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拍即合”吧。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早已分道扬镳，在一些道德问题上，我们有时也各持己见，但这些分歧不会改变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路。他是我婚礼上的伴郎，我也是他两场婚礼上的伴郎。我们有对方房子的钥匙，还保管着对方的遗嘱。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是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但它又不仅仅是纽带。
虽说乔克是个气势汹汹的右翼分子，但其实他也是个心肠柔软的大块头，他捐给慈善机构的钱比他供养两位前妻的钱还多。他会每年给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组织一次募捐活动，十五年来，他一场伦敦马拉松都没有落下。去年，他推着一张病床，床上坐满了穿着丝袜和吊带的“淘气”护士，这让他看起来更像是本尼·希尔<a id="commentRef_14324" href="#comment_14351"><sup>[1]</sup></a>，而不是基尔代尔医生<a id="commentRef_14326" href="#comment_14355"><sup>[2]</sup></a>。
乔克从浴室里走了出来，腰上围着一条毛巾。他光着脚，蹑手蹑脚地从客厅走到厨房。我听到他打开冰箱门，又关上了。他切了几片橙子，打开一台工业级别的榨汁机。厨房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器具，有一台专门用来磨咖啡的机器，一台专门用来筛咖啡的机器，旁边还有一台渗滤式咖啡壶，看起来更像加农炮的弹壳。他能用几十种方式烹制华夫饼、松饼、薄饼和鸡蛋。
轮到我洗澡了。镜子上雾气弥漫。我捏住毛巾一角，擦掉镜子上的水汽，大致抹了个圆，好看清自己的脸。我看起来疲惫不堪。我的右脸颊上印着倒了的周三晚招牌电视节目的名字。我拿湿毛巾擦了擦脸。
窗台上的东西比厨房里的还多，上面摆着一个电动鼻毛修剪器，这玩意响起来就像一只被困在瓶子里的发了狂的蜜蜂。窗台上还放着十几瓶不同牌子的洗发水。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我经常嘲笑朱莉安娜，说她的“乳液和魔药”占满了我们浴室的每一寸空间。我的一次性剃须刀、装剃须膏的罐子和除臭棒淹没在这片化妆品组成的海洋中。不幸的是，如果我想拿它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把浴室里的瓶瓶罐罐全部碰倒。
乔克递给我一杯橙汁，我们沉默地坐着，凝视渗滤式咖啡壶。
“我可以帮你打给她。”他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