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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东西你经常能在孩子的书包上看到。一定是博比掉的，我还可以赶上他。我可以打给前台，让保安叫他等一下。我看了眼挂钟，已经四点十分了。楼上的会议开始了，但我不想去开会。
博比身形庞大，很容易在人群中找到他。他比其他人要高一个头，行人好像会纷纷给他让路。下雨了，我把双手缩进大衣里，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个光滑的木质鲸鱼。
博比正走向牛津马戏团地铁站，我得跟紧了，不然肯定得在这迷宫般的通道里跟丢他。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跟踪他，我不想要谜语，我想要答案，我想知道他住在哪里，和谁住在一起。
他突然不见了，我按捺住向前奔去的冲动，保持我原来的步伐，经过了一个酒铺，看到博比站在柜台前。于是，我走进只有两门之隔的旅行社。一个打着V字形领带，穿着红裙白衬衫的女孩对我笑了笑。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我就是来看看。”
“想去避冬吗？”
我正拿起一本加勒比海的宣传册。
“是的，没错。”
我看到博比从窗前经过，于是把宣传册还给了她。
“您可以带走它。”她说。
“或者明年再去吧。”
博比大约在我前方三十码处，他的体型特别，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他没有屁股，看起来仿佛被偷走了一样。他的裤子提得很高，皮带绑得紧紧的。
我们下到地铁站，人突然多了起来。博比已经买完票了。每一个闸机前面都得排队。牛津马戏团站有三条线路，可以去往六个方向——如果我现在跟丢了他，那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去了哪儿。
我推开周围的人群，没有理会他们的抱怨。站在旋转栅门前，我手撑在栅门两边，脚一跨，越过了栏杆。我逃票了，不由地心生愧疚。手扶电梯缓缓下降。一阵阵污浊难闻的风被呼啸着前进的列车裹挟着，从隧道里刮了上来。
在贝克鲁线的北端站台，博比在人群中迂回穿梭，走到站台最远处。我紧随其后，必须跟紧。他随时有可能转头看到我。四五个男生在站台上推搡打闹，笑声连连。他们满脸粉刺，满头头皮屑的样子，活像行走的人形培养皿，只不过培养的是痤疮和头皮屑而已。站台上的其他人则静静地凝视前方。
一阵风声带着啸声骤然而至。列车来了。车门打开。我顺着人流，走进车厢。博比在我的余光里。车门自动关闭，列车猛然前进，逐渐加速。车厢里满是潮湿的羊毛味和汗臭味。
博比在沃里克大道站下了车。天色已暗。黑色的出租车“嗖嗖”地疾驰而过，轮胎声比引擎声还大。这个站离大联盟运河仅一百码之遥，距凯瑟琳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或许有两英里。
周围人少了，我只好和他拉开距离。现在，他是我面前唯一的身影。我低着头走路，翻起衣领。经过路上的一个水泥搅拌机时，我往旁边绊了一下，结果一脚踩进了水洼里。我已经逐渐丧失平衡能力了。
我们沿着运河边的布隆菲尔德路一直向前走，最后，博比在福尔莫萨街的尽头穿过一座步行天桥。聚光灯照亮了一座圣公会教堂。光束周围的薄雾在灯光的照耀下，犹如徐徐落下的点点星光。博比坐在一张公园长椅上，凝视了教堂许久。我倚着一棵树的树干，双脚因寒冷而逐渐麻木。
他在这里做什么？或许他就住在这附近。那个杀害凯瑟琳的凶手肯定很熟悉运河这一带区域：这样的熟悉程度不是靠看看地图或在这附近逛几圈就能得来的。他在这里很自在。这里是他的地盘。他知道在哪里抛尸才不会让人们太快找到她的尸体。他能融入这里的环境。没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异乡人。
博比肯定不是在酒店和凯瑟琳碰面的。如果鲁伊斯确实尽职尽责地调查过，他肯定把照片给酒店的职工和常客看过，而博比不是那种很容易被忘掉的人。
凯瑟琳独自一人离开了酒吧。她约了见面的人没有来。她和朋友住在牧羊人灌木酒店。走过去太远了。她做了什么？打车。又或许，她走向了韦斯特伯尔尼公园站。那里离牧羊人灌木酒店只有三站。走这段路必定要经过运河。
马路对面有一个伦敦交通公司的车站。每时每刻都有公交车进站出站。和她约了见面的人肯定是在桥头等她。我之前应该问问鲁伊斯，他们疏浚运河之后，是在运河的哪一段找到凯瑟琳的日记和手机的。
凯瑟琳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百三十四磅。虽然氯仿要几分钟才能让人失去意识，但一个和博比的体格与力量相称的人，要制伏凯瑟琳并不是件难事。她肯定会反抗，会大叫。她不是那种会温顺投降的人。
但如果我没猜错，如果他认识她，那他可能就不需要用氯仿——至少，在凯瑟琳意识到危险，试图逃跑之前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