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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求求你！查莉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怎么和她说的？”
“我说你是个不忠的浑蛋，一个只会自叹自怜的可悲的懦夫，一个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卑鄙小人。”
“你没有。”
“我确实没有，但我想那么说来着。”
“我这几天会到城外住。警察可能会问你我在哪儿，所以我还是不告诉你为好。”
她没有回应我。
“你要找我的话，打电话给我就行。打给我吧，求求你。替我给查莉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要走了。我爱你。”
我说完马上挂了电话，怕回应我的只有沉默。
我锁好门，把沉重的钥匙揣在裤兜里。下楼的时候，我两次确认钥匙还在裤兜里。我还摸到了口袋里博比的鲸鱼。我用手指描摹它的形状。
外头，刺骨的寒风推着我沿汉诺瓦街走向阿尔伯特码头。利物浦让我想起老年妇女的手提袋，里面装满了不值钱的小饰品、零碎的小玩意和半包水果硬糖。英王爱德华七世时代建造的酒吧建在山区大教堂和无法确定它们到底属于哪个大洲的艺术装饰办公大楼旁。相比而言，新建的大楼看起来反而有些老旧，像废弃的宾果游戏厅，早该拿推土机铲平了。
旧霍尔街上的棉花交易所时刻提醒着人们，利物浦曾经是国际棉花交易中心，带动了兰开夏郡纺织业的发展。交易所于一九〇六年开始营业，当时就配有电话、电梯、同步电子钟和直通纽约期货市场的电缆。如今，这座交易所保存着兰开夏郡三千万人民出生、死亡和婚姻等其他许多记录。
指引牌后面排着形形色色的人——一帮去旅游的小学生，探望远房亲戚的美国游客，穿着呢子裙的胖大妈，还有遗嘱认证研究员和攀龙附凤者。
我来这里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我站在一排排彩色编码前，企图找到博比的出生信息。有了它，我就可以拿到一份出生证明，上面还会印有他父母的名字、他们的住址和工作。
金属架上的资料按出生年月排列。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出生资料先按年份和季度排列，再按姓氏的字母排列。如果博比没有谎报年龄，我或许只需要看四卷资料。
他应该是一九八〇年出生的。我找不到博比·莫兰或者罗伯特·莫兰的资料。于是我开始从一九八〇年前后的年份找起，找完了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四年的所有资料，但还是没看到他的名字。我越来越困惑了，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我不知道博比是不是改变了自己名字的发音，或者干脆通过单边契据，把名字改了。如果真是如此，我就倒大霉了。
我在前台咨询处借了本电话簿。不知道他们借给我是因为我笑容可掬，还是我面相太过凶狠。毕竟“帕金森病面具”变幻莫测。
博比特地说错了他在哪里上学，不过或许学校的名字是真的。利物浦有两家圣玛丽学校——只有一家是小学。我记下电话号码，在休息厅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打电话。接电话的秘书说话时带着利物浦口音，像极了肯·洛奇导的电影里的角色。
“圣诞节快到了，”她说，“我其实不应该还待在学校里。我只是过来清理一下办公室。”
我编了个故事，说有个朋友病了，想找到旧时好友相聚。我在找他八十年代中期的学校年报和班级合照。她说图书馆里有一整个柜子都放了这些东西，叫我新年的时候再打来。
“他等不了那么久。他病得很重，而且圣诞节也快到了。”
“那我帮你看看吧。”她同情地说，“你在找哪一年呢？”
“我不是很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