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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边文件！”
“对。”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这个词了。这是利物浦的社工给儿童保护移交文件起的绰号，因为初始表格的边缘是深红色的。
“哪个孩子？”
“博比·摩根。”
梅尔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字。我能从她眼里读出来。“我那时在深夜两点打电话吵醒了一位地方执法官，叫他签一份临时护理令。他的父亲自杀了。你肯定记得吧？”
“不记得。”
她皱起眉头。“那孩子或许是厄斯金负责的。”鲁珀特·厄斯金是部门里的高级心理医生。我曾经是团队里的初级成员，每次逮着机会，他就会提醒我这点。梅尔曾是博比那个案子里的义务社工。
“是一位学校老师提交的。”她解释道，“孩子的母亲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等她看到医疗证据的时候，她崩溃了，和我们说，她怀疑是她丈夫干的。”
“你能帮我拿份文件吗？”
我看得出，她想问我原因。但同时，她又意识到，或许什么都不知道更安全。已经被封存的儿童照管文件会被存放在利物浦社会服务部门的总部哈顿花园。文件会保存八十年，只有职位够高的职员、经授权的机构或法庭官员才有权查看。每一次查看文件都会被记录在案。
梅尔盯着茶勺里自己的倒影。她要做决定了。帮我，还是拒绝？她扫了一眼手表。“我要打几个电话。一点半的时候来我办公室找我。”
分别时，她吻了吻我的脸颊。为了消磨等待的时间，我又点了一杯咖啡。无所事事的时候最难熬了，因为我有太多时间思考。一思考，无厘头的想法便像罐子里的乒乓球一般在我脑子里蹦来蹦去。朱莉安娜怀孕了。我们得在楼梯底部搭一个儿童门。这个夏天，查莉想去野营。博比和凯瑟琳之间有什么联系？
又一辆货车驶过——但这辆不是白色的。司机往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扔了一摞报纸。头版头条上写着：“悬赏捉拿麦克布赖德谋杀案凶手。”
梅尔的办公桌很整洁，只有两摞杂乱堆叠的文书放在桌子的两边。她的电脑上装饰了些贴纸、新闻提要和卡通漫画。其中一幅画是一个抢劫犯拿枪指着被劫持者，威胁道：“要钱还是要命！”被抢劫的人只好答：“我既没钱也没命，因为我是个社工。”
我们来到三楼的社会服务部门。大多数办公室周末都没人。从梅尔的办公室向外看，可以看到还未完工的预制仓库。她帮我拿了三份文件，每份上都印着一个红色公章。在她购物回来之前，我有一小时的时间翻看文件。
我知道这种文件大概有什么内容。补全情报的首要规则是保留所有记录。社会服务就是这样。他们去干预别人的生活时，会仔细地记下每一个决定。他们会进行询问，评估家庭情况，写份精神分析报告和医学记录。他们会保留所有案例研讨会和战略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警方声明和法院裁决的副本。
如果博比在儿童之家或者精神病院待过，肯定会被记录在案，然后我就能找到那家机构的名字、入住日期和地点。如果我运气好，拿这些文件和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档案进行交叉核对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
档案的第一页是圣玛丽小学的来电记录。我认出了梅尔的笔迹。博比最近“表现出了一些反常行为”，不仅尿裤子，把裤子弄脏，还“出现了不正常的性行为”。他拉下自己的内裤，和一个七岁的女孩模仿性交的姿势。
梅尔用传真将这些信息发给了地区负责人。她还给地区办事处的职员打了个电话，调用索引文件，查看博比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是否有不当行为记录在案，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于是，她建立了一个新文档。她最担心的是博比身上的伤。梅尔咨询了儿童事务处助理主任卢卡斯·达顿，主任决定对此事展开调查。
因为文件的边缘是红色的，我很快便找到了“红边文件”。文件上记录了博比的名字、出生日期、住所地址、他父母的资料、他的学校、他的全科医生，以及已知的疾病。上面连圣玛丽小学女副校长的资料都列得很详细，因为她是最初的报案人。
梅尔决定让博比做个全面体检。理查德·莱格德医生发现，博比“臀部上有两三处长达六英寸的伤痕”。他认为这是“由坚硬物体，如镶钉皮带，连续抽打两三下后”造成的。
接受检查时，博比情绪低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莱格德医生还注意到，博比肛门附近有旧疤痕。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法判断这些伤痕是意外还是有物体插入。”在下一份报告中，他的措辞更加明确，称这些伤痕“符合遭受过虐待的特征”。
他们询问了布里奇特·摩根。一开始，她抱有敌意，骂社工多管闲事。当她得知博比的伤痕和反常举动后，她开始认真回答。最后，她给丈夫找了一堆借口。
“他是个好人，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生起气来就会失控。”
“他打过你吗？”
“打过。”
“那他打过博比吗？”
“打得更重。”
“他用什么打博比？”
“狗项圈……如果他知道我在这儿，他会杀了我的……你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当被问到父亲是否和孩子有不当性行为时，布里奇特断然否认。随着询问的深入，她反抗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泪眼汪汪，吵着要见博比。
关于性虐待的指控都必须上报警方。布里奇特·摩根得知后，越发焦躁不安。她痛苦地承认，自己确实担心过丈夫和博比的关系。但她不想说，也不能细说。
博比和母亲被带去马什巷警察局接受正式询问。警察局开了个战略会议，与会人员有梅尔·科斯莫、她的直属上司卢卡斯·达顿、侦缉警长海伦娜·勃朗特和布里奇特·摩根。摩根夫人和博比单独待了几分钟后，决定接受警方调查。
我翻看了一下警方声明，想找到她陈词的重点。她说两年前看见过博比没穿内裤，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她丈夫只在腰间围了一条毛巾，似乎在抓着博比的手，伸向自己的两腿间。
前些年，她经常看到博比脱衣服准备洗澡时，没有穿内裤。问起为什么不穿，博比说：“爸爸不喜欢我穿内裤。”
布里奇特还声称，丈夫只会在博比还没睡的时候洗澡，而且不关浴室门。他还经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会找借口不去。
尽管她的陈词中没有明确证据，但把这些陈词交给一位称职的检察官，已经足够给伦尼定罪了。我以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声明，结果没有。我翻了几页都找不到，博比没有做过正式陈词，这或许就是伦尼·摩根没被起诉的原因。不过，我找到了一盒录像带和一份手写笔记。
孩子的证据很关键。除非他或她承认被性骚扰，否则定罪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施虐者亲口认罪，或者依赖无可置疑的医学证据。
梅尔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我把磁带放进卡槽。磁带上的标签写着博比的全名、录像日期和询问的地点。录像带开始播放，左下角显示了时间。
由于时间限制，儿童保护评估和一般的病人会诊十分不同。需要花费好几周和儿童建立起信任关系，然后他们才会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评估必须快速完成，因此询问者会提出更加直接的问题。
儿童询问室的地板上放着玩偶，墙壁的颜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了画纸和蜡笔。一个小男孩紧张地坐在塑料椅上，盯着空白的画纸。他穿着校服、宽大的短裤和破烂的鞋子。他扫了眼摄像头，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脸。十四年来，他变化很大，但是我还是能认出他。他无精打采，一副向命运屈服的样子。
不仅如此，我想起了更多东西。记忆深处的细节像投降的士兵，乖乖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中。我想起来了，我以前见过这个男孩。鲁珀特·厄斯金找我复审过一个案件。那个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他只好采取别的办法。或许，换个人来问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