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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了对抗性证据，即这位丈夫对指控的否认。同时我也认识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继续生活。显然，在此案中，既要设法顾及博比的愿望，也必须综合考虑其他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
儿童福利指导方针及测试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为重要的。倘若法院给予父母双方其中一方以监护权或探视权，都会将儿童置于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风险中，则法院不能给予监护权或探视权。
我衷心希望，到了一定时候，当博比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为成熟后，他能与父亲再次共度时光。令人惋惜的是，那个时候或许是非常遥远的将来，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与父亲有任何接触。
裁决书上盖有法院印章，签署人是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先生，他是凯瑟琳的祖父。
梅尔在桌子另一端望着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不完全是。你和贾斯蒂斯·亚历山大·麦克布赖德有过什么来往吗？”
“他是个好人。”
“我想，你应该听说了他外孙女的事。”
“太惨了。”
她缓缓转了转椅子，把脚伸长，鞋子抵在墙上。她定睛看着我。
“不知道凯瑟琳·麦克布赖德的文件在不在这儿？”我故作随意地问。
“你问得真巧。”
“怎么说？”
“今天还有另一个人想看凯瑟琳的文件。一天之内，我收到了两个有意思的请求。”
“是谁想看她的文件？”
“一位凶杀案调查队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文件里。”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我没有对她如实相告，她有点生气。社会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们慢慢学会不再信任他人……特别是在跟受虐儿童、被家暴的妻子、瘾君子、酒鬼、争夺监护权的父母这类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切事情均不能只看表面。永远不要相信记者、辩方律师，还有慌了手脚的父母。永远不要拒绝询问，不要向孩子做出什么保证。永远不要倚赖寄养家庭的监护人、地方执法官、政客或高级公务员。梅尔曾经信任过我，但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那位警探说，你是调查关注的目标。他还说，凯瑟琳曾指控你对她实施性侵。他还问，你有没有遭到过别的指控。”
这是梅尔的领域。她并不反感男人，只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
“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编造出来的。我没有碰过凯瑟琳。”
我无法掩饰声音中的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了错却佯装不知道的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已经受够了别人拿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指责我。
在走回阿尔比恩旅馆的路上，我试图把线索拼凑在一起。血液在我缝了针的耳朵中涌动，但这也好，能让我专注思考。这感觉就像把一台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贯注。
博比失去父亲时，年纪应该跟查莉相仿。这样的惨剧能让一个孩子悲痛欲绝，但一个孩子思维的形成，绝不可能只靠一个人。影响他的，肯定还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婶婶、兄弟姐妹、老师、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闲杂人。如果我能把所有这些影响过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个询问，或许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
我遗漏了什么？这个孩子由法院负责监护。他的父亲自杀了。这确实是个悲伤的故事，但并不是特例。孩子现在已经不会再由法院来监护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了更改。以前的老系统对虐待案太过来者不拒。控方无须掌握细微的关键证据，而且那时也没有制衡制度。
博比身上表现出了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征。遭受虐待的儿童往往会找到保护自我的方法。有些会患上创伤性失忆症；其他则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潜意识里，或拒绝回想发生过的事情。可同时，一些社会工作者只会“核实”虐待指控，而不会质疑指控，因为他们相信发起指控的人不会撒谎，撒谎的只有施虐的人。
博比越是否认发生过什么事情，人们就越相信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一确凿般的假定贯穿了整场调查。
但万一我们错了呢？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将一个两岁女孩的实际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将其呈交给一个专家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八位临床心理学家，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会工作者，以及几位精神病学家。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孩子并没有遭受性虐待。
孩子的母亲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为她发现女儿的腿上有一块淤伤，而且女儿的尿布上有一根阴毛（她觉得像是女孩父亲的阴毛）。女孩进行了四次医学检查，均未发现有性侵的痕迹。两次测谎以及一次警方和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联合调查证明了这位父亲的清白。
尽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专家建议，要密切监视这位父亲和女儿的接触，甚至想直接禁止父亲和女儿接触。其中有几位甚至断定，那女孩被性侵了肛门。
在儿童受虐案中，根本没有什么无罪推定的说法。被告一律疑罪从有。污点看不见，却又不可磨灭。
我很清楚针对这类论点的反驳理由。例如，诬告是十分罕见的。我们判断错误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判断正确的。
厄斯金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医生，也是一个好人。自从他妻子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他便一直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后，他还以她的名义，给研究基金会筹集到了很多资金。梅尔富有激情，有社会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惭愧。同时，她也从不假装自己中立。她坚信自己坚信的事情。直觉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带给我什么。我又累又饿。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博比认识凯瑟琳·麦克布赖德，更别说谋杀她了。
我离旅馆房间还有十几步的距离，就在这时，我留意到了不对劲的地方。房门敞开着，地毯上有一块酒红色的污渍，正朝楼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榈树横倒在门口。门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时被撞断的，花盆也因此碎成了两半。
一辆清洁工的手推车停在楼梯间，车上放着两个桶、几个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湿抹布。清洁女工正站在我房间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转，抽屉的碎块被扔得到处都是。水槽被人从墙壁上拆了下来，躺在断裂的水管和一股细流之间。
我的衣服散落在湿透的地毯上，上面还散落着被撕毁的笔记本和被扯烂的文件夹。我的运动包被塞进了马桶里，上面还沾着一块大便。
“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实属人生最大的乐事，对不对？”我说。
清洁女工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破坏者用薄荷牙膏在镜子上留了一条相当富有当地气息的信息：“不回家，就被打。”简单，扼要，明确。
旅馆经理想报警，我不得不拿出钱包，打消了他的想法。一地狼藉，我翻了翻，已经没什么值得抢救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满墨水的湿乎乎的纸。唯一还能辨认的是凯瑟琳简历的最后一页。我曾在办公室里读过她简历的附信，但后面的内容没看。我扫了一下这一页，看到她列了一份推荐人名单，上面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只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姆林·R. 欧文斯医生。她留了乔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a id="comment_17961" href="#commentRef_17934">[1]</a>梅琳达的昵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