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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她数着路灯之间走的步数。每走过三个路灯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还有只皮箱。在每个小镇的汽车站旁边都有当铺。这种歇脚的方法是她从流浪的丈夫那里学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尔德还不是整形手术中心。在这里，你的脸长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市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为弗朗西斯·多拉德尽了最大的努力，他用弹力带把婴儿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缩回来，然后用一种现在已经过时了的矩形瓣修复技术把他上唇的缝合拢。手术的美容效果并不理想。
医生在这个技术问题上有困难，他决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很正确——修补婴儿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长到五岁以后再做。在婴儿时期做这样的手术会让他的脸扭曲的。
一个本地的牙医自愿做一个堵塞器吸在上腭上，这样婴儿吮吸的时候不至于将食物灌进鼻腔。
婴儿在斯普林菲尔德孤儿院待了一年半，然后进了摩根·李纪念堂孤儿院。
S.B.“巴迪”，洛麦克斯教士是孤儿院的院长。“巴迪”教士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弗朗西斯是个“三瓣嘴”，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永远不许这么叫他。
“巴迪”教士建议他们为他祈祷。
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母亲在生下小孩以后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
她先在圣路易斯民主党委的一个小区头目的办公室里当打字员。在他的帮助下，她在特拉弗恩缺席的情况下把婚约废除了。
在废除婚约的程序中她没有提到孩子的事情。
她也再没有和她的母亲来往。（她妈妈在她离开家与特拉弗恩出门的时候给她的临别赠言是：“我把你养大不是为了让你和一个爱尔兰渣滓鬼混。”）
玛丽安的前夫曾经给她的办公室打过一次电话。他清醒而又虔诚地告诉她，他获救了，并且想知道他、玛丽安，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该会多快乐——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过一种新的生活。他听起来像是破产了。
玛丽安告诉他，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然后挂断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