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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部队的军部在汉城驻扎，五十年代末期他为部队冲洗小型侦察机跨越三十八度纬线拍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两度去香港。香港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向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从疗养院被接回家，她的状态是长期服用盐酸氯丙嗪后的无表情的静默。多拉德申请因需复员并获批了，所以他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顾外婆。
那段日子对他来说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静的日子。他在盖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让他请得起一个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们在客厅里坐着，互相不说话。一台老式座钟的滴答声和打点声是打破寂静的惟一声响。
他看到过母亲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礼上。他仔细看着她，从她身旁走过，他黄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样惊人地相似。她也许是个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让母亲吃了一惊。他的胸很阔，身体壮实，和她一样的漂亮肤色，还有别致的小胡子。她怀疑那胡子是从他的头发中移植过来的。
她在葬礼一个星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对方的听筒慢慢地挂上了。
外婆去世后的九年里多拉德的生活没有被打扰过，他也没有去打扰任何人。他的前额平滑得像一颗种子。他知道他在等待，可为什么而等，他不知道。
一件很小的事情，一件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告诉他颅骨里的那颗种子：时间到了。那一天他在朝北的一扇窗户前站着看某个胶片时，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变老。仿佛他拿着胶片的双手刚刚在他眼前出现一样，在明亮的光线照射下，他看到手上的皮肤在筋骨上松弛了，而且开始出现菱形的像蜥蜴身上的鳞一样小的细纹。
当他向着光线把手转过去的时候，一股强烈的煮西红柿和卷心菜的味道把他全身浸了个通透。尽管屋子里很暖和，他却不禁发起抖来。那个晚上他比平时还卖力地工作。
多拉德的阁楼的墙上挂着一面长与身齐的镜子，在杠铃旁边。那是整栋房子里惟一一面挂着的镜子，对着它他可以尽情地欣赏自己的体格，因为在外面他总是戴着面具。
在鼓起一块块肌肉时他仔细审视着自己。四十岁的他完全可以在当地的健美比赛中出色地一展雄姿。可是他并不愿意。
在那个星期里他后来看到了布莱克的版画，他刹那间被吸引住了。
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了一张面积很大的全色照片，那是作为一张插图配在一篇报道伦敦泰特博物馆回顾布莱克作品展的文章旁边。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把《红色巨龙与披着阳光的女人》寄到了伦敦参加展出。
《时代》的艺术评论家说：“西方艺术中恶魔似的形象很少能像这幅画一样辐射出噩梦一般的性的力量……”多拉德不用看这句评语就能领略到画的魅力。
随后的几天他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晚上在暗室里他把它拍下来并放大。许多时候他都很激动。他把画挂在健身室镜子旁边，锻炼的时候盯着它看。他只有在工作得筋疲力尽而且需要医疗影片帮他释放性欲以后才能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