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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前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幼儿园，听到孩子们唱过一支歌，叫“二小放牛郎”。故事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叫二小的放牛郎，十二三岁的孩子，为了乡亲们的安全，为了民族的利益，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生命。我在这个年岁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从复辟中感到了快慰，又因看见第二次退位诏书而大哭！
那一次，我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只坐了十二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赶了下来。尽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太妃、太监们还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统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鹊嘴里的一颗红果掉进仙女肚子里变的。为了证明我是“奉天承运”的皇帝，连神仙也“降坛”在沙子上写过字。因此，我不能只有一个老婆；我不能到戏院里去听戏；我不能喝城里的自来水；我不能穿洋袜子；我不能……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的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傅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东交民巷的朋友猎奇，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三百多年，但他认为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需的政治知识。庄士敦爵士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风箱的两个通风孔，一个打开，正好另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这样，我就成了“租界地”上的特殊居民。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的欲望是有支持的。在那七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和珠宝赠送效劳的政客，用谥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希望放在刽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做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唧筒冲得昏死过去，我可以任意叫“敬事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站木笼。
我看“善书”，我讲“仁慈”，我的“仁慈”却有自己的一套讲法。
我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我连一个苍蝇也不肯打，但同时，千百个母亲和孩子的血，不曾打动过我的心！孟子批评过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连这样的人我也够不上……
祖国的土地被践踏，成千成万的同胞被屠杀，母亲们和姊妹们被污辱，无数的村庄和工厂被化为焦土，而我在这时候，却认为是“时来运转”，“天与人归”，赶忙在强盗手中的契约上签字，出卖整个的东北，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梦寐以求的那顶腥臭的皇冠。我向每个新陷入铁蹄下的城市的方向遥拜，祝贺强盗们“武运长久”，称强盗为“亲邦”，派出“谢恩大使”，送出从每户农家缸底挖出的最后一粒粮食，以便让强盗相信我的忠顺驯服……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中，和以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着的强盗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东北人民的一位领袖、共产党员杨靖宇将军战死了，强盗们为了解开这个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么来生活的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没有消化的草根。这时，我正吃厌了荤腥，以补针补药度日。我成日吃素念佛，求神问卜，祈祷上天保佑不要叫强盗们抛弃了我，不要叫小小的病菌夺去了我的性命……
在那种年月里，我已不懂得什么叫羞耻。萧伯纳说过：“一个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得尊敬。”而我是正相反……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资格，我已丝毫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人生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