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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执事库”，但从前那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
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一九六二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的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我们这六亿五千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类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儿事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的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我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断地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地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至重新着手。特别是一九五九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识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
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溥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文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做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
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二年二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