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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被陈师傅等人视为贰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以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还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在紫禁城里，再没有人提起搬家的事。谨慎稳健的世续大臣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袁说：“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
这都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做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师傅当时的说法是，“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师傅的话，好像总是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城外劳乃宣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私下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宫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生出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亲王兄弟们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凯会忘掉旧账。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到了“复辟年”的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证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
风头之变换，是由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开的头。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等于警备司令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不过，人们还有些惶然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交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咎”这样奇怪的话，而宋育仁的递解也很别致：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他大受各衙门的酒宴迎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说是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继而又有筹安会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是什么辟。风头所向弄明白了，恐怖和气愤也来了。
我从“响城”中听见中南海的军乐声，就是在这时候。那时，三大殿正进行油缮工程，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脚手架上油工们的活动。张谦和愤愤地告诉我，那是为袁世凯登极做的准备。后来，伦贝子（溥伦）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他到宫里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来了。这些消息引起了我的心酸、悲愤，也引起了我的恐惧。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历史上的例子可太多了，太史公就统计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哩！
在那些日子里，乾清门外的三大殿的动静，牵连着宫中每个人的每根神经。不论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看看关系着自己命运的油缮工程的进行情况。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的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历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做玉玺，而是当做古董玩赏），倒是一块也没有拿去。如果袁世凯说一声全要，文泰殿的所有“御宝”都会乖乖地交出去，因为太妃们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种空气的重压，特别可以从太监们的神色上感觉出来。早晨我卧室内的背书声不用说是起了变化，御前小太监们常常交头接耳，有时竟神不守舍地传说着：“太和殿快油漆完了！”
毓庆宫里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毓崇在太妃那里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扳指儿之类的玩意儿。每逢我说话提到袁世凯，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我就赶紧改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