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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笑话让我想起了常常听到的乡下传说。师傅们和太监们说，内地乡下总有人问：“宣统皇帝怎么样了？”“现在坐朝廷的是谁？”“真龙天子坐上了宝座，天下就该太平了吧？”我的英国师傅根据一本他所谓的过激派的刊物的文章说，连最反对帝制的人也承认老百姓思念皇上，反对共和。因为那文章的作者自己就遇到过那一类的问题。其实现在看来很清楚，在没有任何其他“朝代”经历，又没看过什么是真共和的情形下，老乡们念叨一下“前清”，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当前灾难的痛恨而已。我的师傅们把这些诅咒眼前生活的语言拾了来，作为人心思旧的证据。这个中了“狸猫换太子”的毒的电灯匠头目的故事，又让我想起了那些传说。
这样的事在徐世昌“太傅摄政”时代的末期，也还可以时时碰到。有个给直系军队做军装发了财的商人，叫王九成的，为了想得一个穿黄马褂的赏赐，曾花过不少工夫，费了不少钞票。太监们背后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散财童子。不知他通过了什么关节，每逢年节就混到遗老中间来磕头进贡，来时带上大批钞票，走到哪里散哪里。太监们最喜欢他来，因为不管是给他引路的、传见的、打帘子的、倒茶的，以及没事儿走过来和他说句话儿的，都会有成卷儿的钞票塞到手里来。至于在各个真正的关节地方花的钱，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他真的达到了目的，得到赏穿黄马褂的“荣誉”。
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家谱时写上个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奏折来。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后来伸手要谥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损小朝廷的尊严，所以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以为限制。至于赏紫禁城骑马，赏乘坐二人肩舆，赐写春条、福寿字、对联，等等，限制就更严些，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国的将领们也认为是最难得的“殊荣”。那些官职较低或者在前清没有“前程”，但又没有王九成那种本钱，走不进紫禁城的人，如当时各地“商绅”之类，他们另有追求的目标，这便是等而下之求遗老们给死了的长辈灵牌上“点主”，写个墓志铭，在儿女婚礼上做个证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犹太人哈同的满族籍夫人姬陀罗，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状元刘春霖，以重礼聘到上海，为他准备了特制的八人绿呢大轿，请他穿上清朝官服，为她的亡夫灵牌点主。类似的举动也发生在当时一位所谓新文士、洋博士的身上。我十五岁时由于听庄士敦师傅的介绍，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庄士敦一边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来江边”的诗句，一边又说：“不妨看看他写的东西，也算一种知识。”我因此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老实说，这和我挨个儿传见太医时的心理一样，不过是好奇而已。有一天，在我这好奇心发作之下，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一叫他就来了。这次会面情形预备后面再谈，这里我要提一下在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给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地！
总之，我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尽管从最后几位大总统那里得到的希望越来越少，但随着我的年岁渐长，与社会上的间接接触渐多，我却越发相信“人心思旧”这句鬼话是真的。我心里的希望在增长，欲望日益强烈。
那些王公大臣们在这几年里的心情不一定和我一样，但也肯定有相似之处。比如从外国报纸上得到的精神鼓舞，我想他们绝不会次于我的（他们知道的外国报纸的消息比我从庄士敦嘴里听到的更多更详细，而且他们在张勋复辟失败后，这方面也比我懂得更多）。现在不妨把我找到的当时庄士敦讲给我听过的最典型的一段外国文章看看。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华北每日邮电》的一篇题为《另一次复辟是不是在眼前？》的社论的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