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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见外国人，是有一年隆裕太后招待外国公使夫人们的时候。那些外国妇女们的奇怪服装，特别是她们的眼睛五颜六色，头发眼眉连眼睫毛都是黄的，让我觉得又寒碜，又可怕。不过我还没看见过外国的男人，从石印的画报上，我看到的是他们嘴上都有个大八字胡，裤腿上都有一条线，手里都有一根棍子。据太监们说，外国人的胡子很硬，胡梢上都可以挂一只灯笼，外国人的腿很直，所以，在庚子那年有位大臣给西太后出主意说，和外国兵打仗只要用竹竿子把他们捅倒，他们就爬不起来了。至于外国人手里的棍子，太监说叫做“文明棍”，是打人用的。我的陈宝琛师傅到过南洋，见过外国人，他给我讲的国外知识逐渐代替了幼时的印象和来自石印画报和太监们的传说，但当我听说要来个外国人做我的师傅的时候，我这十四岁的少年仍满怀着新奇而不安之感。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地点就是毓庆宫。首先，是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走进屋门，向我行一鞠躬礼，然后前进到我座前，又行一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退后一步，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这个礼行完了他再进来，我又向他行一鞠躬，这算是师生的见面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上课。
在礼来礼往之间，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多一点，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他的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自然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个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的一双蓝眼睛和惨白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这天他讲了一会儿书，忽然回头恶狠狠地看了悄悄地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愤愤地对我说：“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唯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后来太监果然不再站在那里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和徐总统说的，也不知徐世昌又是怎么和内务府说的，不过，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所以在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过不了两三个月，我就发现，这位英国师傅和中国师傅们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他不但和中国师傅一样恭顺地称我为皇上，而且也一样地在我念得烦厌的时候，推开书本陪我闲聊，讲些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的掌故。根据他的建议，英文课也添了一个伴读的学生，和中国师傅的做法一模一样。
这位苏格兰老夫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他到宫里教书是由于老洋务派遗老李经迈（李鸿章之子）的建议，经徐世昌总统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被清室聘来的。他曾在香港英总督那里当秘书，入宫之前，是英国租借地威海卫行政长官。据他自己说，他在亚洲已度过二十多年，在中国走遍了内地各省，游遍了名山大川，古迹名胜。他通晓中国历史，熟悉中国各地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对中国古诗特别欣赏。他读过多少经史子集我不知道，我却看见过他真像中国师傅一样，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读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