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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人民是思念大清的，连穷乡僻壤里的农人也要询问皇帝陛下的消息，每个人对共和制都厌倦了。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这都不必去谈，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所谓圣德日新，总不是在紫禁城的天地中的事。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总是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必要的眼界的……”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如果这可以叫做眼界的话。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二次大战之后当过首相的吉田茂……每个人对我都是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和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也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就有了这种的感觉。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一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我平常爱穿的一套西式猎装。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穿了一身西洋的猎装，我的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