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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听庄士敦讲起电话的作用和构造,动了我的好奇心,后来又听溥杰说北府(当时称我父亲住的地方)里也有了这个玩意儿,我就叫内务府给我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内务府大臣一听了我的吩咐,简直脸上都变了色,不过,他在我面前向例没说过抵触我的话,他下去了。第二天,师傅们在毓庆宫一齐向我劝导:“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我也有我的道理:“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意儿,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失尊严?”
“外界的冒犯,报上的我也看了不少了,用眼睛看和用耳朵听不是一样的吗?”
当时或者连师傅们也没明白,内务府请他们来劝驾是什么用意。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更有一大堆报纸(总有二十来种各大城市的报),已经够他们担心的了。他们怕报纸泄露出去的清室消息刺激了舆论,又怕那些不愿叫我知道的消息,引起我对他们经济手续的追查。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都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而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倒十有九件是确有其事的,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弄得他们手忙脚乱之际,现在又要有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了力气来反对,看师傅说不服我,又搬来了王爷。
我父亲这时已经成了彻底的现状维持派,只要一切维持住,我老老实实住在紫禁城里,他每年照例拿到他的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岁银,便一切满足,因此他是最容易叫内务府摆布的人。但是这位内务府的支持者并没有内务府所希望的那种口才。他除重复了师傅们的话以外,没有任何新的理由来说服我,而且叫我一句话便问得答不上来了:“王爷府上不是早安上电话了吗?”
“那是,那是,可是,可是跟皇帝并不一样。这件事还是过两天儿,再再说……”
我想起他剪辫子也比我剪得早,电话也早安上,他不让我买汽车而他也早买了,可是一点也不顾我,我心里很不满意,就说:“皇帝怎么不一样?我就连这点自由也没有?不行,我就是要安!”我回头叫太监,“传内务府:今天就给我安电话!”
“好,好,”我父亲连忙点头,“好,好,那就安……”
电话安上了,又出了新的麻烦。
随着电话机,电话局送来了一个电话本,我高兴极了,翻着电话本想利用电话玩一玩。我看到了京剧名演员杨小楼的电话号码,对话筒叫了号,一听到对方回答的声音,我就学着京剧的道白腔调念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我听到对方哈哈大笑的声音,问:“您是谁啊?哈哈……”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上了,真是开心极了。后来我又给一个叫徐狗子的杂技演员开了同样的玩笑,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冒充一个什么住宅,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这样玩了一阵儿,我忽然想起庄士敦刚提到的胡适博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作者用什么调说话,又叫了他的号码。巧得很,正是他本人接电话。我说:“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