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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的生活，一直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我驱逐出紫禁城，才起了变化，而我的“车”也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了。
这年九月由朝阳之战开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的直军起初尚处于优势，十月间，吴部正向山海关的张作霖的奉军发动总攻之际，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出和平通电，在冯、张的合作之下，吴佩孚山海关前线军队一败涂地，吴佩孚自己逃回洛阳。后来吴在河南也没站住脚，又带着残兵败将逃到岳州，直到两年后和孙传芳联合，才又回来，不过这已是后话。吴军在山海关败绩消息还未到，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已经把贿选总统曹锟软禁了起来，接着解散了“猪仔国会”，颜惠庆的内阁宣告辞职，国民军支持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陈宝琛和我父亲以前都到过南苑的冯玉祥的营地“慰劳”过，见过这位穿着大兵衣服的将军，都觉得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他们也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我也没有懂得。但是我们却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又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说共产党、“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逃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订房间去了，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锺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