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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内务府大臣这时我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大概是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宝熙是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她们还不肯出来），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等三人已经找到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我的生命财产一定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的郑孝胥来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至少是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肱”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我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他们见面后，刚谈了不多的话，就听到了冯军入京的消息，于是双方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我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我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后来，我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我日本人的“热心”，我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