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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府”里的人虽然有共同的兴奋,却没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后来在他补写的《遇变日记》<a id="jzyy_1_191" href="#jz_1_191">(7)</a>里说:“盖自段、张到京后,皆空言示好,实无办法。众为所欺,以为恢复即在目前,于是事实未见,而意见已生。有主张原订条件一字不能动者,有主必还宫复号者,有主改号避帝者,有主岁费可减,必有外人保证者,有主移住颐和园者,有主在东城购屋者。实则主权在人,无异梦想一皆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这段话说的倒是实情。
历史的列车在进行中,障碍被压碎,垃圾被抛开。附在垃圾上的蝇子自然会哄成一团,碰撞一阵。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这场旋风,把我一下子抛出了紫禁城,落到一个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条路:一条是新的《条件》给我指出来的,放弃帝王尊号,放弃原来的野心,做个仍然拥有大量财宝和田庄的“平民”;另一条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国民军的新《条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只说在“北府”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师傅们是参加者。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我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我忍受着,等待着。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是不取消我的尊号的。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见,大肆进行攻击。不可否认,这一派人在第一个回合上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拦阻了我去东交民巷,也就是拦住了我出洋的路。他们在对付金梁上,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让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矣!”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其目的,则是“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这一番话,确实令我动了心,但是我父亲闻言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之为“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金梁被我父亲以“王爷”的身份赶走以后,另一个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护命符”庄士敦,我父亲虽然没有办法也不敢动他,但是大门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我父亲的忙,从第二天起就没放他进来,于是造成了我父亲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在说到这个暂时的胜利之前,我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伙人的心理状态。
概括地可以这样说,除了复辟的共同目标之外,每个人还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
主张还原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王公”“大臣”“帝师”“翰林”等等的名利攸关的标签才有地方可贴。这就是说,绍英还可以掌管那把关系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总管内务府的印钥”,荣源还可以继续着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的生涯,“醇亲王”可以照旧支取每年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银子折合的岁俸,这是从前不管民国当局如何拖欠岁费,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
主张“立刻出洋”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是为了将来的复辟,但也同样地有着说不出口的打算。这看一下他们各自主张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罗振玉主张我到日本,有位当过前清驻欧洲公使的黄诰,主张我到欧洲……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利用自己优越条件,达到垄断居奇的目的,至于他们所熟悉的国家能否支持我的复辟,问题倒在其次了。“出洋派”的急先锋金梁,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国也没去过,不过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并不固定,起先,他根据我对鹿锺麟说的漂亮话,主张了“敝屣一切”,放弃帝号和《条件》,后来,段祺瑞上了台,我又对《顺天时报》表示了取消条件并非“欣然快诺”,而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又送来奏折,说如要帝号,我亦不可放弃,又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了。他对别人解释道:他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这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我一时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张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关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么《条件》,而是如何取得机缘,好借题做文章,以“扬名显世”,出其风头。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赖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了。后来他实在从我这里没弄到什么,不得已,无中生有地给自己刻了“少保”的图章,盖在他的树杈式的书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