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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五日，早七时起，洗漱毕，肖丙炎（遗老）诊脉。八时，郑孝胥讲《通鉴》。九时，园中散步，接见康有为。十时余，康辞去，适张宪及张庆昶至，留之早餐，赐每人福寿字一张，在园中分摄一影（张宪为李景林部之健将，张庆昶为孙传芳部之骁将），十二时辞去。接见济煦，少时即去。余用果品并用茶点，适英国任萨姆女士（婉容之教师）至，与之相谈。皇后所召之女画士亦至，余还寝室休息。在园中骑车运动，薄暮乘汽车出园，赴新购房地，少时即返。八时余晚餐，休息，并接见结保川医士。十一时寝。
八月初六日，早八时余起。十时召见袁励准。十一时早餐，并见结保川。十二时接见康有为，至一时康辞去，陈师傅来见。三时休息。鲁军军长毕庶澄及其内兄旅长常之英来谒，少时辞去。少顷吴忠才至，托其南下时代向吴佩孚慰问。六时毕翰章来谒，六时余辞去。
余在园内散步，适荣源至，稍谈，余即入室休息。
从这仅存的一九二七年的一页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日常生活和接见人物。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毕庶澄、张宗昌等人是张园的经常客人。除他们之外，我还接见过张学良、褚玉璞、徐源泉、李景林等奉系的将领。第一个和我见面的是李景林。我到天津时，正是刚战胜吴佩孚的奉军占领着天津，奉系的直隶督办李景林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拜访我，表示对我保护之意。尽管他和任何当时的中国将军们一样，靠军法政令是进不了“租界”的。
我在天津的七年，拉拢过一切我想拉拢的军阀，他们也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幻想。吴佩孚曾上书向我称臣，张作霖向我磕过头，段祺瑞主动地请我和他见过面……但是给过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拢最力、为时最长的是奉系的将领们。这是由张作霖磕头开的头。
我到天津的这年六月，荣源有一天很高兴地向我说，张作霖派了他的亲信阎泽溥，送来了十万元给我，并且说张作霖希望在他的行馆里和我见一见。这件事叫陈宝琛知道了，立刻表示反对，认为皇上到民国将领家去见人，而且去的地方是租界外面，那怎么可以？我听着，也觉得不能降这种身份和冒这个险，所以拒绝了。不料第二天的夜里，荣源突然把阎泽溥领了来，说张作霖正在他住的地方等着我，并且说中国地界内绝无危险，张作霖自己不便于走进租界，所以还是请我去一趟。经过荣源再三宣传张作霖的忠心，我也想起了不久前他对我表示过的关怀，早在宫里我就听说过，除了张勋（二张还是儿女亲家）之外，张作霖是对于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也没有再告诉别人，就坐上出发的汽车了。
这是初夏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出了日本租界，到了张作霖的“行馆”曹家花园。汽车经过排列着手握古代刀枪剑戟和近代步枪的灰衣士兵的大门，在园中停下了。
我下了汽车，被人领着向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走去。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身材矮小、便装打扮留着小八字胡的人，我立刻认出这是张作霖。我迟疑着不知应用什么仪式对待他——这是我第一次外出会见民国的大人物，而荣源却没有事先告诉怎么见面——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迟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砖地上就向我磕了一个头，同时问：“皇上好！”
“上将军好！”我就着劲，扶起他，一同走向客厅门。我心里很高兴，而且多少——虽然这已不像一个皇上的心理——有点感激他刚才那个举动，这把我从“降尊纡贵”中感到的不自在消除了，当然，我更高兴的是，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并不忘旧的。
客厅里摆的是硬木桌椅、西式沙发、玻璃屏风，非常讲究而又不伦不类。我们在一个圆桌边对面坐下，张作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张嘴先痛骂冯玉祥“逼宫”，说冯玉祥是为了要拿宫中的宝物，而他是非常注意保护古代文化和财宝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不但把奉天宫殿里外保护得很好，而且这次把北京的一套四库全书也弄了去，一体保护。他又带着见怪的口气说，我不该在他带兵到了北京之后，还向日本使馆里跑，其实他有足够力量保护我。又问我出来之后的生活怎样，缺什么东西不缺，尽管告诉他。
我说，张上将军对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当时因为冯玉祥军队还在，实是不得已才进了日本使馆。我又进一步说，奉天的宗庙陵庙和宫殿，我早已知道都保护得很好，张上将军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皇上要是乐意，可以到奉天去，住在宫殿里，有我在，没有问题。”
“张上将军真是太好了……”
但是这位张上将军却没有接着再说这类话，就把话题转到我的生活上去了。“以后缺什么，就给我来信。”
我缺什么？缺的是一个宝座，可是这天晚上我无法把它明说出来，这是显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