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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对我是充满了刺激的一年，也是使我忧喜不定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一方面日本的田中内阁发表了满蒙不容中国军队进入的声明，并且出兵济南，拦阻南来的军队前进，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这些和我有瓜葛的军队，由节节败退到溃不成军。为我联络军人的活动家刚报来了动人的好消息，同时，我却又读到那些向我效忠的军人逃亡和被枪毙的新闻。我听说中国的南北政府都和苏联绝交了，英苏也绝交了，国民党宣布清党，郑孝胥、陈宝琛以及日本人和我谈的那个“洪水猛兽”，似乎对我也减少了威胁，但又据这些人说，危险正逼近在我的身边，到处有仇恨我的人在活动。我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广东有暴动消息，同时，一直被我看成“过激”“赤化”分子的冯玉祥，已和蒋介石合作，正从京汉线上打过来。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使人气恼的消息越来越多，张作霖死了，美国的公使在给张学良、蒋介石撮合……除了这些上面已说过的事件之外，这年还发生了最刺激人的孙殿英盗墓的“东陵事件”。
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马兰峪，是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寝。孙殿英是一个赌棍和贩毒犯出身的流氓军人，在张宗昌部当过师长、军长。一九二七年受蒋介石的改编，任四十一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孙率部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进行了有计划的盗墓。他预先贴出布告，说是要举行军事演习，封锁了附近的交通，然后由他的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带兵挖掘，用三个夜晚时间，把乾隆和慈禧的殉葬财宝，搜罗一空。
乾隆和慈禧是清朝历代帝后中生活最奢侈的，有一个材料对他们的陵墓有如下叙述：
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门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上复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面积约为故宫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椁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座坟墓中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冥器外，都是些罕见的珍宝。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系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澈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十七串用珠宝缀成的念珠和几双翠质手镯。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丝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我听到东陵守护大臣报告了孙殿英盗东陵的消息，惊动我的倒不是什么珠宝的损失，而是对我的宗族感情的伤害。因此，这个事件引起我的震动，竟超过了我自己被驱逐出宫。在宗室和遗老间引起的激愤也是普遍而高昂的。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万绳栻、景方昶、袁励准、杨钟义、铁良、袁大化、升允等等，不论是哪一派的，也不论已经消沉和没消沉的，全都沸腾起来，纷纷到我这里，表示了对蒋介石军队的愤慨和对我的吊慰。各地遗老纷纷寄来重修祖陵的费用。在这些人的建议和安排下，在张园摆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好像办丧事一样，每天要举行三次祭奠，遗老遗少们络绎不绝地来拈香行礼，以及痛哭流涕。同时，清室和遗老们都分别发出通电，给蒋介石和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以及各报馆，要求惩办孙殿英，要当局赔修陵墓。张园的灵堂也决定要摆到陵墓修复为止。
起初，蒋介石政府的反应还很好，说已派阎锡山查办此事，孙殿英派到北平来的一个师长也被阎锡山扣下了。但是，随后不久，消息传来，说被扣的师长被释放，蒋介石决定不追究了。孙殿英给蒋介石新婚的夫人宋美龄送去了一批赃品，慈禧凤冠上的珠子成了宋美龄鞋子上的饰物。我心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之火，我走到阴阴森森的灵堂前，当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宗室人等，向着空中发了誓言：“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我此时想起溥伟到天津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有溥伟在，大清就一定不会亡！”我也发誓说：“有我在，大清就不会亡！”
我的复辟、复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那些日子，我的心情既激愤又忧郁。郑孝胥和罗振玉是我最接近的人，他们所谈的每个历史典故和当代新闻，都能使我激动愤慨不已，增强了我的复辟和复仇的决心。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争斗到底，把灵堂摆到修复原墓为止，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那些前来朝拜的遗老遗少，也被他们鼓动得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后来形势越来越不利，盗墓不追究了，北京、天津一带面目全非，当权的新贵中再没有像段祺瑞、王怀庆这类老朋友，我父亲也不敢再住在北京，全家都搬到天津租界里来了。
自从蒋宋两家结亲，张园里就明白了，英、美买办世家和安清帮兼交易所经纪人的这种结合，说明蒋介石有了比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倒台的军人更硬的底牌。这年年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承认，他的势力和地位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军阀。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十分黯淡，认为在这样一个有野心的人的统治下，不用说复辟，能否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占一席地，恐怕也成问题。
我心里发出了恶毒的诅咒，怀着深刻的忧虑，我为蒋介石的政府和自己的命运，一次一次地卜过卦。下边是现在找出来的一堆卦辞中的几个：
（一）辰年亥月寅日占见
至尊得恒之大过申宫化进动而逢合之巳日，可见申酉实空之年可望光复。
（二）辰日占国民政府能长久否，得天大同人变离，主申年化冲而散。
（三）同日占功名，得罪之大蓄官虽旺相原神酉才旬空，亦主申酉实空之年大显。
这是阴历戊辰年十二月（一九二九年一月）卜得的，第一卦的意思是申年或酉年（最近的申酉是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年）可以“光复”；第二卦是说国民政府将在申年“化冲而散”；第三卦是说事业将在申年或酉年“大显”。
但是，任何一个欲望强烈和报仇心切的人，都不会只记得“成事在天”而忘了“求事在人”这句话。我自己的几年阅历，特别是蒋介石的发家史，给了我一条重要的信念，这就是若求成事必须手握兵权，有了兵权实力，洋人自然会来帮助，而我这正统的“大清皇帝”有了军队，自然要比红胡子或者地痞出身的将帅更会受到洋人的重视。因此，我决定派我身边最亲信的亲族子弟去日本学陆军。我觉得这比我自己出洋还有必要。
促成我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溥杰本来正想投笔从戎，刚在家里闹得人仰马翻。他从军的动机本来也颇可笑，与其说是受到母亲遗嘱影响，立志要恢复满清，还不如说是赌气。原来他结婚之后，夫妇感情很不好。他的妻子是端康太妃的侄女，比他大三岁，很喜欢交际，羡慕那些手握虎符的青年将帅，对丈夫颇不中意。溥杰因之很受刺激，便打定主意要当个军官。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临回奉天之前对溥杰说：“你要当军官，我送你进讲武堂（奉军的军官学校）。”他把妻子送到张学良姨太太的天津公馆里，自己随后和张学良的家眷乘船离了天津。我父亲看到他留下的信时，他乘的日本汽船已在渤海上。我父亲急得要命，要我无论如何给想个办法把溥杰追回。天津日本总领事应了我的请求，发了电报给大连。大连码头上，溥杰刚从船上走下来，就给日本警察截住了。溥杰被我派去的人接回天津后，他向我诉说了投军之志，是为了恢复祖业，这触动了我送他去日本学陆军的心思，就告诉他不要着急，我一定会满足他的愿望。他听我说要送他到日本，自然觉着比上张学良的讲武堂更高兴了。
我决定派到日本学陆军的，除了溥杰，还有我的三妹夫。为了准备他们的留学，我请天津日本总领事介绍一位家庭教师，教他们日文。日本总领事推荐了一位叫远山猛雄的日本人。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认识日本不少的政客。这个人后来也为了我的复辟理想，替我到日本奔走过。我到东北以后，因为他不是军部系统的，受到排挤，离开了我。这都是后话，暂且不提。这位远山教师教了溥杰和润麒不多一些日子的日文，就为了他们留学问题回到日本去活动了一趟，据说是入日本士官学校暂时还不行，但是可以先进日本贵族子弟读书的学习院，并且还得到了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八郎的帮助。一九二九年三月，即东陵事件发生后七个月，我这两个未来的武将和远山一起到日本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