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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听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问我：“皇上请加藤，由谁做翻译呢？是谢介石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谢介石是个台湾人，由于升允的引见，在北京时就出入宫中，张勋复辟时做了十二天的外务部的一名官员，后来由日本人的推荐，在李景林部下当秘书官，这时又跟罗振玉混在一起，什么“便衣队行将举事”，以及革命党将对我进行暗杀等情报，也有他供给的，劝说我去旅顺避难的，也有他一份。郑孝胥显然不喜欢罗振玉身边的人给我当翻译，而同时，我知道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罗振玉也不会喜欢郑孝胥的儿子郑垂或者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当翻译。我想了一下，便决定道：“我用英文翻译。加藤会英文。”
总领事加藤和副领事冈本一策、白井康都来了。听完我的话，加藤的回答是：“陛下的问题，我还不能立即答复，这个问题还须请示东京。”
我心里想：这本是日本司令部对罗振玉说没有问题的事，再说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请示东京？天津的高级寓公也有到旅顺避暑去的，他们连日本总领事署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对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层麻烦？我心里的话没完全说出来，加藤却又提出了一个多余的问题来：“请问，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吗？”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说，现在有许多不利的消息，我在这里不能安心。现在革命党便衣来了不少，总领事署一定也有这个情报吧？
“那是谣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说的时候，满脸的不高兴。我知道他说的是谁造谣言，奇怪他何以不重视这样的消息。我曾请他的警署增派警卫，警署也派来了，他却又说那是谣言。我实在忍不住地说：“司令部方面也有这样的情报，这怎么会是谣言？”
加藤听了这话，没吭气，那两位副领事，不知道他们懂不懂英文，只见他们在沙发上像坐不稳似的蠕动了一阵儿。
“陛下可以确信，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加藤最后说：“当然，到旅顺的问题，我将遵命去请示敝国政府。”
这次的谈话，使我第一次觉出了日本总领事馆和司令部方面之间的不协调，我感觉到奇怪，也感觉到很气人。我把罗振玉、谢介石叫来，再问了一遍。他们肯定说，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岩田等人，都是这样说的。这些日本人都是黑龙会的人物，我从谢介石这里知道，日本军官里有不少黑龙会人物，日本军队的情报特务工作，总离不开黑龙会的骨干。他并且说：“司令部的情报是极其可靠的。关于革命党的一举一动，向来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么说，要有万一的准备，即使暗杀是一句谣言，也要防备。”
这次谈话之后，跟着是我岳父荣源向我报告说，他外边的朋友告诉他，英法租界已经发现了冯玉祥派来的便衣刺客，中国地界的南市一带更多。甚至连我的“随侍”祁继忠也报告说，他出门的时候，发现大门附近，有些形迹可疑的人伸头向园子里张望。我听了，赶忙又把管庶务的佟济煦和管护军的索玉山都叫来，叫他们告知日警，加紧门禁，嘱咐护军留神门外闲人（这时我雇佣着十多名“护军”，都有手枪，这倒真是些便衣武装）。这时，一个“随侍”报告说，晚上还有人很晚回来，没有遵守我曾三令五申过的不准夜间外出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给佟济煦记大过一次，对私自外出的“护军”，罚扣几个月的饷银（这时张园里的管束“底下人”的办法，根据师傅们的谏劝和佟济煦的恳求，已经取消了鞭笞，改为轻者罚跪，重者罚扣饷银。为了管束，我还亲订了一套“守则”和“纪律”）。
总领事的答复还没有来，我的神经绷得正紧的时候，这天晚上，我的后街窗外突然响起了很近的枪声。我从床铺一下子跳了起来，认为是冯玉祥的便衣开始向张园袭击了。张园里的人全惊动了，“护军”们布置到各处，大门站岗的日本巡捕（华人）加强了戒备，驻园的日本警察到园外进行了搜索。结果，真的抓到了放枪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个放枪的却是个日本人，就是罗振玉和谢介石说过的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不可缺少的黑龙会会员，也是他们所认识的日本浪人岩田。
这个给前台罗振玉的演出做“效果”的后台职员，显然很不称职，竟然被唱对台戏的领事馆给当场拆穿，免不了要受导演的处分。至于两台戏的后台老板如何私下了结，则更非我所能知。只是后来听领事馆的人向我说“那是岩田打鸟”，而轻轻一笔带过。因此，我当时也没有看透这场戏的底细。
我当时立刻发现的问题，只是罗振玉的不可靠。所以在郑孝胥和陈宝琛再一次联合劝告下，虽然后来加藤说了东京方面勉强的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可以保护，唯接待礼节上从简。”我也不想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