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郑孝胥的理想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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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边，环境比在北京时开始好转。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总务外务，儿子郑垂承办外务，做了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如果可以这样比拟一下的话，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已达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回想起来，郑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样信赖，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郑孝胥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却常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动心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以至声泪俱下。有一次，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长安，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说时是秃顶发光，唾星四溅，终于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安全，而郑孝胥在发表反对意见时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

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已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意思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也仅仅是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略过的原因，这就是：他并不是把日本当做实现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个论调起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九二五年，但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都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据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孝胥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官是一八九一年，罗振玉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本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本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术，西洋的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帅。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时的“列强”，关于共管中国的言论是时有所闻的，从天津的外文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当时还认真地抄进他的日记、札记里。同时，还要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国

联合社英京特约通信。据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现局，日形纠纷，旅华外国观察家曾留考察一切，以为中国人民须候长久时期方能解决内部纠纷，外国如欲做军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决中国时局问题，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组织国际共管中国委员会，由英美日德意六国各派代表一名为该会委员，以完全管中国境内之军事。各委员之任期为三年，期内担任完全责任，首先由各国代筹二百五十兆元以为行政经费，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当委员，委员人才须与美国商部长贺华氏相仿佛。此外，又组织对该委员负责之中外混合委员会，使中国人得在上述之会内受训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