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郑孝胥的理想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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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外国人肯来做事当差吗？”

“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那么，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到时候弄不好，他们争起来如何？”

“唯其如此，他们更非尊崇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引出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政策，也就是为我赞许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爱新觉罗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军阀、拢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也没忘掉这个理想。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强烈。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让人看得出来。

当我刚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陈宝琛很担心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所以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结果，是谢米诺夫这个关系叫他拉到手上了。

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的关系。当谢米诺夫吹嘘着列强都在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在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现在我从他日记里又看到自我欣赏的描写，如：“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诸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夜与谢米诺夫、包文渊、毕翰章、刘风池同至国民饭店……皆大欢畅，约为同志，而推余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国骗子罗斯，说是为了我复辟要办报纸，骗了我一笔钱，后来又托郑孝胥介绍银行贷款，郑孝胥因罗也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包文渊）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给他从银行借了四千元。郑垂觉得罗斯不可靠，来信请他父亲留心，他回信教训儿子说：“不能冒险，焉能举事？”后来果然不出他儿子所料，罗斯这笔钱到期不还，银行扣了郑的存款抵了账。尽管如此，当罗底下的人又来向郑借钱的时候，由于谢米诺夫的关系，经多布端的说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给了那个骗子。当然，经他手送出去的别人的钱就更多。所以被他讥笑为“本极畏事，固宜如此”的陈宝琛，后来时常叹息道：“苏龛，苏龛（郑字），真乃疏忽之龛！慷慨，慷慨，岂非慷他人之慨！”

后来，他由期待有各国支持的谢米诺夫的成功，转而渴望日本多对谢米诺夫加点劲儿，他又由期待各国共管转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对中国的干涉。当他的路线转而步罗振玉后尘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比罗振玉高得多，什么三野公馆以及天津日军司令部和领事馆都不在他眼里，他活动的对象是直接找东京。不过就是这样，他还是没忘了“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个“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点，也可以说是为了吸引“共管”的第一步，“开放门户”请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了到东京活动的建议，是得到了我立刻赞许的。当时加藤总领事认为不太合适，曾经劝阻过。他说：“这并无妨，我以私人名义作为游历去的。”这次去日也得到了芳泽公使的同意，所以加藤就再没说什么。和他同去的还有一个在日本朝野间颇有“路子”的日本人，他的好朋友太田外世雄。他经过这个浪人的安排，和他原来不太相信的军部以及黑龙会方面都发生了接触，而且后来很满意地告诉我：大多数都对我的复辟表示了“关心”和“同情”，对我们的未来的开放政策感到了兴趣。总之，只要时机一到，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支援的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