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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琛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长、陈毅这些遗老,到了后期,似乎对于复辟已经绝望,任何冒险的想法都不肯去试一试,这是他们和郑孝胥、罗振玉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帝王的威严,却比郑孝胥他们似乎更重视,这也是使我对这些老头子特别发生信赖的原因。尽管他们的意见常常被我视为迂腐守旧,遇到他们有矢忠表现的时候,我总还采纳他们的意见。在那种十分新奇的洋场生活中,我始终没忘记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记住了“皇帝”的“守则”,确实离不开他们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康有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赐以谥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给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还不断地来张园,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曾泪流满脸地给我磕头,向我叙述当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后来他继续为我奔走各地,寻求复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华侨广泛宣传,欲救中国非我“君临天下”再造“帝国”不可,他临死前不久,还向吴佩孚以及其他当权派呼吁复辟。从这些举动上看来,给以谥法是足可以了,但是陈宝琛出来反对了。这时候在他看来,分辨忠奸不仅不能只看辫子,就连复辟的实际行动也不足为据,他说:“康有为的宗旨不纯,曾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且当年忤逆孝钦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陈宝琛,和徐良不对劲的郑孝胥也说光绪当年是受了康有为之害。后来郑孝胥还主张“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以定之”。就这样,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课,拒绝了赐谥给康有为。后来徐良为此声言要和陈、郑等人老拳相见,也无济于事了。
一九三一年,文绣突然提出了离婚要求,在得到解决之后,遗老们还没有忘记这一条:要发个“上谕”,贬淑妃为庶人。我自然也照办了。
说起文绣和我离婚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于我的家庭夫妇间的不正常的生活。这与其说是我对对方的感情上的问题,倒不如说是由于张园生活上的空虚。这是对于一个年轻妇女无法忍受的空虚。
我前面说过,我从结婚之后,并不时常和婉容、文绣接近。因为在宫各住各的地方,距离都挺远,她俩因此十分猜忌(两个太妃的矛盾,当然对她们也有影响),每个人都以为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必是在另一个那里(其实我不过在我自己那里)。特别是婉容霸道一些,总存心排挤文绣,文绣是比较老实的,受气的地方就少不了。我为了减少和婉容的啰唆,曾经索性不到文绣的宫里去,婉容仍是不满意。到天津之后,闹得尤其厉害,有时三个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说话。
其实即使我只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意思。因为我的兴趣除了复辟,还是复辟。老实说,我不懂得什么叫爱情,在别人是平等的夫妇,在我,夫妇关系就是主奴之间的关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这里是文绣在宫里写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心情:
文绣:吊苑鹿
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倚树稍憩,忽闻囿鹿,悲鸣婉转,俛而视之,奄奄待毙,状殊可怜。余以此鹿得入御园,受恩俸豢养,永保其生,亦可谓之幸矣。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