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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七月，我从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迁到协昌里的“静园”。这是租的安福系政客陆宗舆的房子，原名“乾园”，我给它改了名字，是含有一层用意的。
北伐后，国民党的势力伸到了北方，和我有交情的军阀纷纷垮台，被我寄托过希望的东三省，宣布“易帜”，这个变化，一度引起张园上下一片悲观失望。那时，一部分“遗老”门客作鸟兽散，和我厮守着的“近臣”们，除了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之外，几乎再没有别人谈论什么复辟的前景。像陈宝琛这样的人，以前嘴边上挂着的“天与人归”“卧薪尝胆”也一时听不到了。他们唯一在考虑着的问题，是得到了江山的新王朝，将会怎样对待我这个末代皇帝。我自己，更是陷入深沉的忧虑之中。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继续了多久。我们很快地就看到，五色旗才摘下来，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又彼此厮杀起来，今天甲乙联合反丙，明天乙丙又合作倒甲，情形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所达到的“统一”，越看越不像那么回事，蒋介石脚底的江山，越看越不像料想中的那么稳。“张园”犹如绝路逢生，于是重温旧梦，认为“定于一”的大业，仍然非我莫属。不但“遗老”和门客中又恢复了这个论调，就连每周给我进讲一次时局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也不避讳这种观点。我取名新居的“静园”的意思，并非是求清静，而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静园”里日日望着，月月盼着。果然，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盼来了消息。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在日本东京“学习院”读书的溥杰正待回国度假之际，忽然接到鹿儿岛来的一封信。鹿儿岛驻军某联队的吉冈安直大队长，曾经是天津日军司令部的参谋，常到张园来讲演时局，与溥杰也算是认识，这时他向溥杰发出邀请，请溥杰到鹿儿岛做客几天，然后再回国。溥杰应邀到了鹿儿岛，受到了吉冈少佐夫妇的殷勤招待。到了临别的时候，吉冈单独对溥杰神秘而郑重地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七月十日溥杰到了天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七月二十九日，日本一位华族，水野胜邦子爵前来访问，在郑孝胥和溥杰的陪侍下，我接见了他。在这次平常的礼貌的会见中，客人送了我一件不平常的礼物：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着一联（据溥杰解释，是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位忠臣写在樱树皮上，暗传给失掉了江山的君主的）诗句：“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这时正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北局势日益紧张，而我的“重登大宝”的美梦又连做了几天晚上。这时来了这样的暗示——无论它是出于单纯的私人关怀，还是出于某方的授意，对我说来，事实上是起了行动信号的作用。
“九一八”前后那几天的静园动态，郑孝胥日记里留下了一些记载：
乙亥初六日（九月十七日）。诣行在。召见，商派刘骧业、郑垂往大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