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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旅顺以后,感到最惶惑不安的,倒不是因为受到封锁、隔离,而是从上角这几个日本人口中听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意思,是关东军似乎连新国家的国体问题还没定下来。
这对我说来,比没有人迎接我更糟糕。没有人迎接,还可以用“筹备不及”“尚未公布”的话来解释。“国体未定”又是怎么回事呢?国体既然未定,土肥原干吗要请我到满洲来呢?
郑孝胥和上角向我解释说,土肥原确实没有说谎,关东军支持我复位和主持大计的话全不错,不过这是满洲的事,当然还要和满洲的人商量,没商量好以前,自然叫做“未定”。
我已经不像在汤岗子那样容易相信这些人的话了,但除了听他们的话以外,也毫无办法,因为我身边没有另外可以商议的人。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师傅,在没师傅指点的情形下,我曾经采取过商衍瀛的办法,找神仙帮忙来解答问题。我把从天津带来的一本《未来预知术》<a id="jzyy_1_316" href="#jz_1_316">(2)</a>打开,摇起了金钱神课。记得我摇出了一课“乾乾”卦,卦辞还算不坏。于是,我就这样地在郑、罗和诸葛神课一致劝导下,耐着性子等待了。
有一天,上角来问我,是不是认识马占山。我说在天津时,他到张园来过,算是认识吧。上角说,板垣希望我能写一封信给马,劝他归顺。我说,我在天津已写过一封,不过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写。这第二封劝降书并没有用上,马占山就投降了。虽然我的信未发生作用,可是关东军请我写信这件事给了我一种安慰,我心里这样解释:显然这是日本人承认我的威信,承认这块江山必须由我统治才行。我是谁呢,不就是大清的皇帝吗?这样一想,我对于等待倒比较安心了。
这样的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传来了一个对我宛如雷击一样的消息,说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一说是石原)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可以说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的所有人,连罗振玉在内,无一不大感恐慌而又十分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也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又何必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又何必肯于受到封锁和挟制呢?我如果可以不当皇帝,我在世界上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一趟,也是由于听到了这个风声,所以才特意来给我作一次最后的教导,他说:“共和、总统之说,皇上万不可应,若非复位以正统系,皇上将无以对待大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