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登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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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板垣谈妥了交易——以一年为期，如届时不改为帝制，我就不做这个“临时执政”，上角利一来告诉我说，军方的意思是由郑孝胥出任第一任国务院总理。我点了头。他又拿来第一任各部总长的名单，我也点了头。过了几天，即二月二十九日，关东军参谋部四课包办的“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搞了个“全满洲会议”，做出了“拥戴”我为执政的“决议”，并选了九名请愿代表。上角和郑孝胥都来告诉我说，在请愿代表团第一次来请愿的时候，要表示谦逊辞谢，第二次请愿时，才应允。我又点了头，并且叫陈曾寿替我把“辞谢”和“应允”的台词都给我准备好。

在旅顺的最后几天里，还有些其他的嘱咐，我都一律照办，一律点头。

我从此开始了对日本人百依百从的历史。这并非完全由于害怕，也不像后来关内某些报纸上揣测的“迫不得已”。固然自从和板垣打过交道之后，我有了“瓷人”的感觉，觉得处境有如踩着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灵魂的根子已深深扎在这种特定土壤内。我相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从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复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求得日本人的庇护和慷慨。我这种思想经过胡嗣瑗、陈曾寿这些重新得到我宠信的旧臣的一番引经据典，很快就明确地树立起来，而且扫掉了满天愁云。

胡、陈等人这时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边。虽然他们的复辟大清的主张失败了，“正纪纲”、争用人权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们对于能回到我的身边任职是满意的，因此就劝我不要着急，举出历史上晋重耳、汉刘秀等等的例子说明，中兴大业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时，表示后悔的罗振玉也如此主张，商衍瀛则以“老祖”的乩语证实这个想法的正确。有了这些理论和预言，我的懊丧心情逐渐平复了，甚至郑垂的通权达变论我也认为有道理。最后，我不再对“执政”的称谓觉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了。

这种思想，反映在我叫陈曾寿写的两篇不可少的祭文中：

祭告关帝文

伏维护国英灵，赫昭显应，深蒙加被，久矢皈依。今以丰镐旧邦，渝于水火；群情推戴，勉为其难。拨乱反正，懔大义于春秋；尝胆卧薪，效畏天于勾践。变五铢钱之业，窈有慕于前规；秉九顿首之诚，唯祈夫灵佑。

祭告列祖列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