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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视民水火，莫由拯救，不胜付托，丛疚滋深。今以东三省人民之拥戴，邻邦之援助，情势交迫，不得不出任维持之责。事属创举，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创业之君，若晋文之于秦穆，汉光武之于更始，蜀先主之于刘表、袁绍，明太祖之于韩林儿，当其经纶未展，不能不有所凭借，以图大举。兹本忍辱负重之心，为屈蠖求伸之计，降心迁就，志切救民；兢兢业业，若履虎尾。敢诉愚诚，昭告于我列祖列宗之灵，伏祈默佑。
我的“降心迁就”和“兢兢业业”的表演，由逼真、认真而日趋神形合一。
三月一日，“全满洲会议”的请愿代表等九人到达旅顺，这是上角说的第一次“请愿”，是要辞退的，我于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台词表演了一番，并且把那个三天前写好的台词交给了“代表”们：
予自经播越，退处民间，闭户读书，罕闻外事。虽宗国之玷危，时轸于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讲。平时忧患余生，才微德鲜。今某某等前来，猥以藐藐之躬，当兹重任，五中惊震，倍切惭惶。事未更则阅历之途浅，学未裕则经国之术疏，加以世变日新，多逾常轨，际遇艰屯，百倍畴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极，风俗之邪诐未知所届。既不可以陈方医变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谓危急存亡之秋，一发千钧之会，苟非通达中外，融贯古今，天生圣哲，殆难宏济，断非薄德所能胜任。所望另举贤能，造福桑梓，勿以负疚之身，更滋罪戾。
三月五日这天，“代表团”二次出场，人数增加到二十九名，张燕卿、马涵清、林鹤皋、谢介石、赵仲仁和蒙古王公凌陛等人都来了。于是我又拿出了另一个台词，表演之后交给了他们。这里面说：“承以大义相责，岂敢以暇逸自宽；审度再三，重违群望。”并且说，“勉竭愚昧，暂任执政一年，一年之后，如有陨越，敬避贤路。傥一年之内，宪法成立，国体决定，若与素志相合，再当审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代表”们当然也有备好的台词，表示了同意。当天，胡嗣瑗和后赶到的前内务府大臣宝熙，押了行李先去长春准备。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郑、罗等人先到汤岗子，张景惠和赵欣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来迎接。过了一夜，动身去长春，三月八日这天的下午三时，火车到了长春站。我的脚踏上了长春的站台，我的神形也达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军乐声中我看见了一列列的人，手里握着太阳旗和板垣给我看过的黄色旗子，在这种行列间发现了一群拿着黄龙旗的跪在地上的满族，我竟忽然流下泪来……
汽车穿过了沉默的街道，穿过了扎着纸花的粗陋的彩牌楼，把我送到一座古旧的院落中。这是从前清朝道尹衙门的旧房子，这就是匆忙拾掇出来的“执政府”。第二天，在这里举行了所谓执政就职典礼。关东军的本庄、三宅光治（参谋长）、板垣（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参谋）和“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一律参列。参加典礼的旧臣除了郑、罗之外，还有商衍瀛、宝熙、陈曾寿、胡嗣瑗、万绳栻、林棨、王季烈、三多、善宝、赵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时登场的还有被称为“建国元勋”的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张海鹏。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礼服，接受到场的中国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礼，然后由臧式毅和张景惠送上黄绫包的“执政印”。郑孝胥代我念了“执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我致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里举行了庆祝酒会。
酒会未散，一个发光的秃头晃到了我的身边，我耳根响起了一种非常恭顺的声音：“本庄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担任国务总理的重担。孝胥固辞不受，可是这是日本军方的意思，再说也要上头同意呀……”他把写得很整齐的任命书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总理的之外，还有各部总长的。我自然又是点头，一声不响地在公文上签了字。<a id="jzyy_1_351" href="#jz_1_351">(1)</a>
经我亲手升起的“满洲国国旗”，像一块黄色的破补丁，贴上了祖国东北的天空。在这块天空下面，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从此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了地狱中的奴隶。日寇有了日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基地，为“南进”或“北进”铺起了启程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