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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旧臣，闻皇上就任执政，疑尊号自此取消，同深悲愤。即曾任民国官吏如曹汝霖、汪荣宝等，亦以名义关系甚重为言。臣以皇上屡次坚拒，及最后不得已允许之苦心，详为解释，闻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终无以尽祛其疑……
这是我就任“执政”一月后，请假回津的陈曾寿寄来的“封奏”中的一段。来自京津的类似的封奏还有好几件，都曾引起过我的无限烦恼。
按照约定，我当“执政”一年期满，如果关东军不实行帝制，我是可以辞职不干的。胡嗣瑗和陈曾寿早在满期前两个月，就劝我催促关东军履行前约，他们认为关东军必不肯舍得我下台，因此是会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没有照他们的办法去将关东军的军，我早已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万一关东军让我辞职，我能到哪里去呢？所以烦恼归烦恼，对关东军的顺从还是要顺从。
在将近我就职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会见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帝制的问题现在日本还正研究着，意见尚未一致。据他看，到时机成熟时，这个问题自然会解决的。听了他的话，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么辞职不辞职的事了。
比我还着急的人倒有的是。除了胡嗣瑗、陈曾寿之外，郑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了这件事。郑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阳节写过一首诗道：“雪后重阳夕照明，高台纵日俯神京，平原已觉山川伏，报老翻教岁月轻，燕市再游非浪语，异乡久客独关情，西南豪杰休相厄，会遣遗民见后清。”他不仅要在满洲行帝制，还想着回燕京，实现“后清”的幻想。熙洽不只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职一周年时还有实际行动，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鹤皋的，借长春一个小学校的地方召集了一个五百多人的会议，到会的有满族“遗民”，也有前东三省国会议员，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请求实现帝制的决议。这个会没开完，叫日本宪兵给冲散了。但是关东军司令长官倒也没发脾气，却找了他去解释说帝制非不可为，不过是时机未至而已。
究竟时机什么时候来呢？我很想早一点知道。曾陪我到东北来的日本人工藤铁三郎，我的“侍卫处长”，这时他表示愿意为我到东京去刺探一下。我觉得这个日本人对我很好，我在旅顺时，有一次发现茶水变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验一下，工藤拿起这杯茶，一仰脖喝了下去，这个举动使我相信他的忠心，于是赐改他的名字为工藤忠。现在他又提出这样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兴，就把这个刺探时机的任务委派了他，并嘱咐他从侧面去活动，千万不要说是我派的。他到东京去了一趟儿，找到了南次郎，他探得来的消息虽非十分理想，也还是乐观的，据他说日本军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实行帝制，实行的日期也不会太远了。
究竟时机是指的什么呢，我始终也没弄明白。这年的三月二日，日军已完成了东北四省的全部占领，三月二十四日，国联通过一项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二十七日日本退出了国联，宣称再不受什么约束。五月三十一日，长城战役以塘沽协定宣告了结束，划定长城以南为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也奉命全撤退了。在我看来，这些叫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都不胜激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时机，但一个一个的都过去了。一直到“时机”真的来临，继任的关东军司令菱刈隆在这年年底突然告诉郑孝胥说，日本政府可以承认我为皇帝时，我也没弄清楚“时机”是个什么东西。我由于过分的高兴，也没有心思研究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