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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准备一套清朝皇帝的龙袍。我把帝制的实现，看做是走向大清复辟的起点。在日军发动长城战争时，我就幻想过由日军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复过来，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宝。后来听说打到密云就停了战，心里很是不满意。现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准备好，将来我必能走进我的紫禁城。谁知这套龙袍刚从北京敦庆隆买来（旧的全没带出来），就出了岔子。关东军派了人来告诉了郑孝胥，说日本承认的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极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关东军指定的礼服，即陆海军大元帅服。
我这时又忘了日本人批准的皇帝身价，忘了日本人所以要实行帝制，不过为了好利用“皇帝”的名义更省事地统治这块殖民地而已。我的脑子只顾发热，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郑孝胥给我向关东军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陈曾寿这时曾提醒我说：“皇上要争的不该是衣服，倒是应该把君主实权和关东军说好，如果有了实权在手，就是学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未尝不可。”可是在脑子发热的时候，清朝袍褂——我从小看惯穿惯的服制，就像童话里的法宝似的那么代表权威，好像有了它，什么实权、威风就会一齐来到我身上一样，因此别人的话我全听不进去。
结果，挨了关东军一个硬钉子，关东军坚决表示，登极典礼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这是没有什么商量的。最后，只允许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实在没办法争了，才又有点清醒过来，明白了皇帝的称呼本是人家赏的，再争下去说不定连皇帝也当不成了，也只好答应下来。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这天，在长春郊外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在临时垒起的一个土坛——代替天坛，举行了告天而后即位的祭天古礼。我总算穿了一次龙袍，过了一次瘾。
举行过登极典礼之后，日本天皇派来了他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为代表，前来祝贺，并且给了我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给了婉容一个宝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难移”，日本人的这些举动，又让我飘飘然忘其所以。如果这是我的情绪的起点，那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时，则是到了高涨的顶点，也是我的美梦最浓的时刻。在这个美梦里，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辈，认为开始“时来运转”了。
其实这次访日，全是关东军安排出来的。他们说，为了答谢日本天皇派御弟秩父宫来对我“即位”的祝贺，也是为了对“日满亲善”的躬亲示范，需要这样办一办。
日本政府以枢密顾问官林权助男爵为首组织了十四人的接待委员会，派了战舰比睿号来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我从大连港起航时，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接受我的检阅，到达横滨港时，又有百架飞机编队的欢迎……记得我在这次晕头转向、受宠若惊的航程中，写下了一首谄媚的四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