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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四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裁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一九三六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想再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
凌升案就是一个例子。凌升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打听一下，植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凌升，他勾结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已经正……法？”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植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
我吓得目瞪口呆，植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吉冈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
一连许多天，植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它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它。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植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溥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溥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溥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
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佟济煦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佟济煦千万不要和别人说。
然而我越怕牵累，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佟济煦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精神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发生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