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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说服了溥杰,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命令他到北京,去给溥杰办理和前妻离婚的手续。因为唐石霞早已搬到上海,吉冈扑了个空,他竟疑心唐家的人骗他,便拿出日本军队的威风,叫日本宪兵把住唐家的大门,他自己闯进内院,逼唐石霞的弟弟交出人来。这两个弟弟再三说明姊姊的确不在家,他没了办法,只好叫这两个弟弟替他们姊姊具结,承认和溥杰离婚。为了牢靠,他又把当地的警察派出所所长找来,签字作证,这才算完事。
吉冈办完了这道手续,在日本的本庄繁和南次郎便又忙起来了。他们选中了日本华族嵯峨实胜侯爵这户人家,经过一番奔走和准备,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溥杰和嵯峨浩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结了婚。
在这个亲善婚姻之后不过一个月,“立宪院”在日本人授意下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规定了:“皇帝”驾崩之后,由其子继之,无子,由其孙继之,无子无孙,由其弟继之,无弟,则以其弟之子继之……
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我拿定了一个主意:不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我送来的食物我一口也不吃。假若溥杰和我一起吃饭的食桌上摆着他妻子做的菜,我必定等他先下箸之后才略动一点,也只是略动一点,绝不多动一口。
当我听说溥杰快要做父亲的时候,我整天提心吊胆,我为自己的前途不知算过多少次卦。我甚至也为我的弟弟担忧,因为我相信那个帝位继承法,前面的几条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只是“其弟之子继之”这一句话。关东军要的是一个日本血统的皇帝,因此,我们兄弟两个都可能要做未来的混血儿的牺牲品。后来听说他得的是个女儿,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也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竟像个封建家庭的媳妇那样,盼望有个儿子来挽救自己的命运。可是,连我这完全渺茫的儿子,关东军也都打了主意。有了这个主意,即使我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叫我写下一个字据,在这字据上写明,我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交由关东军专门指派的人从事教育。据吉冈说,这是日本皇室的制度,非这样办就不足以表示两国亲善。当然,我只好从命,写下了这个未来儿子的卖身契。
一九三六年,日本人在内蒙古扶持起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即被称为德王的,成立“自治政府”。德王我早在天津就见过,他曾送过我钱,送给过溥杰名种马。有一天,他得到关东军的允许来见我,当时吉冈还没有“侍立”,所以,只有我们两个在屋里谈话。谈着谈着,他发起牢骚来了,说日本人在他那里很跋扈,他样样都做不了主,不听日本人的不行。他的话触痛了我的伤口,我对他表示了同情,安慰了他几句。不料第二天,吉冈便来板着脸问我。
“陛下昨天和德王谈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