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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又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叫我费了好几天工夫，也没思索出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没办完的事，所以在辞行的时候说了：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也不能信外教，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才是。关于这件事，希望我要考虑一下。
我觉着日本关东军管得太宽了，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事，而且我也不知怎么去考虑，就把这件事撂到一边去了。但是关东军并不把它撂到一边，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到职后不久，就叫吉冈告诉我，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到“满洲国”来，立为国教，并且还要叫我亲自去迎接它去。
这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决定，据说在日本军部酝酿已久，意见原来也很不一致。有一部分人，比如本庄繁，多少懂得一点中国人心理的，就不赞成这个只会引起更大恶感的举动，但是当权派还是坚持，认为暂时虽然会引起反感，但只要时间一久，就会发生预期效果。大概这派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其实凡是认为自己最聪明的，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不但遭到东北人民的极端仇恨和耻笑，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不是一件受用的事。以我自己来说，这件和我的敬天法祖思想完全抵触的事，是让我非常气愤的。
我当了康德皇帝之后，第一次要祭祖陵时，吉冈就出来拦阻过我，曾叫我心里非常不自在。他说我是“满洲国”的皇帝，不是清朝皇帝，因此不应祭过去的清朝皇帝。我解释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我这是祭我爱新觉罗的祖先。他说，那可以叫爱新觉罗别的后人去祭，用不着我自己去祭。我没办法，只好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在家里偷着自己祭。现在事情竟发展到不但祭不了自己的祖宗，还要把别人祖宗请来认做自己的祖宗，这和我的思想更不相容了。
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关东军。因为在我的心里，个人的安全超过了祖国，也超过了祖宗。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第二次访问了日本。这次和上次比起来，既没有那么热烈的欢迎仪式，也没那么多的来往，时间也短，一共只有八天，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按着关东军的导演，去向日本天皇裕仁要那个天照大神。
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台词的纸条，照念一遍。原话我已不记得了，大意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了！”
我心里想：咱俩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专门被训练出来说反话的。我不由得想起了幼年时庄士敦教我念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觉得真像爱丽思走到镜子里一样，一切都是反着的。
裕仁说完了反话，便站起来指着摆在一张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这种玩意儿多着呢，太监从紫禁城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