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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几句多余的话，我心说：“你这也是害怕呵！你怕我看出了‘肉弹’的马脚！你害怕，我更害怕啦！”
这时，我还不能明白，真正强大的是决定着历史命运的人民，反映着人民力量的盟国军力，我知道得也模模糊糊，我只能从日本这方面看出四面受敌的形势。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后，这个形势就更明显了，苏联的出兵不过是个时间上的问题。日本过去给我的印象，不管如何貌似强大，我也明白了它的孤立劣势。孟子就说过：“以一服八，何异于邹于楚哉！”
“要完啦！”我恐惧地想……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晨，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吉冈安直和通译官们一阵风似的来到同德殿。
“苏联已经向日本帝国宣战，大日本皇军已有万全准备，具必胜之信念……”
山田乙三正说到这里，窗外传来了警报声和飞机声。“敌机来了！”山田叫了一声。我赶忙就出门奔防空洞跑，这一群人跟着我一窝蜂似的都钻进了防空洞。这是长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苏联空军只投了两枚炸弹，是一次象征性的轰炸。有一颗落在离“帝宫”不远的监狱附近，响声也远比张勋复辟那回落在御花园里的大得多，我吓得不住地高诵佛号。警报解除后，山田又和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了。我急忙叫人在关帝像前设供烧香，祈求保佑。
从这天夜里起，我再没有脱衣服睡觉。我的衣袋里总放着一支手枪，我亲自规定了“内廷”的戒严口令。
次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又来了，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并限我当天就动身。我也没工夫问他，怎么强大的“帝国之花”关东军这么没用，我只想到我的财物人口都太多，无论如何当天也搬不了，经我苦苦哀求，总算给了三天的宽限。吉冈临走狠狠地对我说：“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首先就会杀你！”
我打了一个冷战。我怕的不是后一句话，而是前一句暴露出来的日本人对我的怀疑，怀疑我不想随他们走，怀疑我还不忠诚。
“他们怕我这个人证落在盟军手里，会不会杀我灭口？”这个问题一冒头。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想起了十多年的故伎，我得设法在吉冈面前表现“忠诚”。我灵机一动，叫人把“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和“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找来。我向他们命令道：“要竭尽全力支援亲邦进行圣战，要抗拒苏联军到底，到底……”
说完，我回头看看吉冈的脸色。但这个形影不离的“御用挂”，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
我莫名其妙地起了不祥的预感。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被死的恐惧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十一日这天，我走进了同德殿，“福贵人”正收拾东西，抬头看见我，脸上现出一种异象，对我就像看见一个生人似的。我吓一跳，忙问：“你怎么啦？你瞅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皇上的头发怎么这样乱哪？”
我向镜子里照了一下，原来一向用油抹得亮光光的头发乱成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