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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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的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这是我的作证任务，也是检察官要解决的问题。

被告日本战犯们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努力，是要从质问中取得相反的证言，以证明我不是个傀儡。这种努力当然是失败了。

然而，我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护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例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事实。“九一八”事变后我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这场长期勾结和豢养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惯用手法之一。但是，我为了摆脱自己，把这一切都回避了。

不仅如此，我还力图把我历史道路上的几个关键事件，歪曲成为我希望别人能相信的那个样子。例如，我到东北，是被强迫的；我出任“执政”，乃是深入虎穴，以备将来“里应外合，收复失地”，等等。

外国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就和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免的，俗语说，“狗咬狗，一嘴毛”。而我把这类冲突，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愤愤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愤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里面有我的（虽然纯粹的私人的）怨恨，但同时我也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

第一次出庭是八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半开庭，检察官凯南（美国人）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椎浩平，我说<a id="jzyy_1_432" href="#jz_1_432">(2)</a>：“香椎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

“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

“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

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的元首”的要求。

“你接受了吗？”

“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

“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国人享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