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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四十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
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
没有审讯,只是每人发来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得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装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还有许许多多奇怪的事。这天是我们洗澡的日子,我们看见有些人挑热水到浴室里去。我知道这个刚刚改建好的浴室,热水管还没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担水。我总以为担水的自然该是由犯人轮流,这时才知道担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们的和其他穿军装的人。究竟我们是不是犯人呢?这是不是监狱呢?
我的岳父荣源,自从进了房门,总是摇头叹息说:“看着吧,受罪在后头!”这天出去散步,他把从苏联带来的一包纸烟忘在院子里的窗台上,回到屋里想起来,很惋惜地说,如果不是在监狱里,非把这包烟找回来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员把烟给他送来了。这个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们都很文明哩!这必定是专门挑出来管我们的。”
有一天,一个同犯发表了这个见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没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下,这个解释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这种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参观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时,才告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