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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首长讲过了话，让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过了不久，所方叫我们伪满战犯每人写一份自传。
我根据自己的“知识”，对自己解释说，这就是审判前夕的调查。
我原先认定不容分说就杀头的想法是没有了，这时我又猜测我的最后命运，大概还要经过审讯来决定。对于审问，我倒是早有了现成的一套。
到达哈尔滨的那天，刚走下汽车，还没有进监房的时候，我的侄子子显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声在我耳边说：“还是在苏联的那套说法！”我微微点了点头。
在苏联时，我曾经给苏联内务局写过一个“陈述书”，叙述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写得非常不老实的。我隐瞒了早在伪满成立之前，我在天津当“寓公”时就勾结日本军阀图谋复辟的事实，我把自己到东北说成是被土肥原绑架，隐瞒了我自愿前往的真相。关于前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东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过的我写的亲笔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认了它，一直也没向苏联政府承认这件事。关于后者，社会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绑架到东北的传说，我也就将错就错说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伪满十四年的处境，说成是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摆布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惨。关于我对日本人的谄媚，对家人的凶暴，我一字不提。经过这样粉饰，“陈述书”中的溥仪，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命运捉弄而自己无能为力的可怜的傀儡了。
这个“陈述书”里的历史，是我对外一贯的发言基础，也是我的家里人们对外的统一说辞。事实上，他们对我的底细都很清楚。从十四岁起就从北京跟随我的李焘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天津动身到旅顺之前，是他给我准备的行李，我坐上汽车从大门溜出来，他在旁看见。我到旅顺之后，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长春时代对仆役们的凶暴无情，他自己就挨过我不少打。我的三个侄子在长春“内廷”做学生的时候，等于是我的仆役，他们知道，也听我说起过我与吉冈和日本人的来往情形。我的两个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长春时，我有的事情还愿意和五妹夫康庆商量商量。南次郎手里的那块黄绢，我在苏联就告诉过他，那确是我亲笔写的。我掩盖起的主要历史问题全在家里人的肚里，他们虽然到了苏联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动不动挨我骂，特别是三个侄子和李焘动不动还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围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们仍对我忠心耿耿，为我掩饰，连对他们的虐待侮辱也对外讳言。他们给我处理珠宝，替我偷偷销毁，连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这就可见他们对我的忠诚。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证明了家里这些人对我的无限忠诚。不幸的是我从北京时代就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带有危险性。我已经说过，我对仆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规矩，我采取的那些制造矛盾、叫他们彼此监视、有了过失叫他们互相体罚等统治手法，都是来自这个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们，同时我又不信任他们，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无限的苦恼。我虐待和侮辱他们，在他们心里种下怨恨，这就给我自己带来了对于报复的恐惧。被我当奴才使用的几个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终伺候着我的，我对他们的心情也最复杂。
刚到抚顺不久，让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记得火车上拿他当垫脚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对他不得不特别和气，也不得不特别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写字，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偏躲着我，恍惚间我看见了“走着瞧吧”几个字。从此，我对他起了疑心，天天担心他会向所方检举我，说我的坏话。
我想了许多对他防范的办法，最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和他厮守在一起，尽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约束之下。我竟没想到，所方突然调整住房，把我和几个侄子分开了。
分开之后，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熬了不过两天，就实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着眼泪向看守员恳求道：“请先生给所长说说，还是让我家里的人和我住在一块儿吧。我实在不习惯，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
这也是实情的一部分，我长这么大，还没和家里人分开过，离开了人的伺候，对我确是一件大事（后边我还要说）。但这仅是一部分原因，别的原因我自然不会说出来。所长亲自来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惯、在苏联分开一次后来也还回到一起等等说了一遍。所长说：“为了照顾你和年岁大的人，你们的伙食和那些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你们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样，对他们恐怕不大好。”
“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便满口替他们包下来，我认为他们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虑。
那天我还以为我的理由和眼泪真都生了效，侄子们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泪和理由的作用，那时效也未免太短。过了不过一星期，再度调整房屋，我又和家人们分开，被拨到和几个伪大臣们一起去了。
我又像丢了魂似的熬了一阵儿。经过再三考虑，我又去敲门板招呼看守员。我已经知道他姓刘，便叫：“刘先生！刘先生！我有句话和刘先生说。”
这时，我考虑到再合住是无望的事，只好降低要求，由要求与家里人同住降为要求每天见一见面。
这要求被答应了。
在我听说又要分开的时候，曾悄悄写了一张小纸条递给溥杰，让他交其他人传阅，条上写的大意是：“我们分开了，以后大家要和和气气，和衷共济。”意思就是防止他们互相乱说，特别是不能把我的事情说出去。以后每天我们在院中散步，就聚在一起，他们仍是和以前一样地对我恭顺。特别是真瑞侄，仍是引以为荣地给我洗缝脏破衣袜，秀山和子显侄态度也没什么变化，我渐渐地安了心。
到了哈尔滨，子显十分机灵地抓空和我讲了这句话，我觉得有了把握。他这句话与其说是提醒我，倒不如说是告诉我，他们几个对我仍是耿耿忠心，信誓旦旦的。
我所谓有了把握，就是说我还要进行欺骗。在监狱初期，为了逃避惩罚，我有两种不老实的活动，一种是装作善良的公开表现，另一种是依旧使用家长权威，暗地里管束家里人。为了对付迟早必将到来的审讯，在一次院中游戏时，我悄悄走近了我有点放心不下的李焘身边（院中四周都有警卫哨兵），低声问他：“你记得在天津有一次要搬家吗？”
“不记得搬家的事，我记得那次临动身去东北，收拾过行李……”
“那就行了。”我很满意他的理解能力，我就嘱咐他说：“我和所方说那是要搬家。问起你来，就说收拾过行李，别的全不知道。”
看他忠诚地点点头，我走开了。
过了些日子，不知为什么，院中游戏的安排改为分批进行。有一段时间我和李焘见不到面。这天真瑞在院中看到我（我的几个侄子和几个年轻的犯人担任了送饭打水的勤务，他们可以跑来跑去），悄悄地说：“李焘叫传句话：他和贾科长谈话的时候，说起‘上边’（这时侄子们对我还是这样私下称呼），从来不打人，在长春每月给他工钱三百元（其实是四百元），又说到在旅顺的时候，锁着大门，没有接触什么日本人……”
我听了，很满意这个不知挨过我多少打的李焘。可是，为什么谈旅顺呢，这很不必要。我就嘱咐真瑞，叫他见着李焘告诉他，“所方问起旅顺的事，就说全不知道”。
有了在苏联的一套，又有了这些安排，我把骗人的“自传”写好了。“自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
我看到人民这样受苦受难，自己没有一点办法，心中十分悲愤。我希望中国军队能打过来，也希望国际上发生变化，使东北得到解救。这个希望，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