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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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上了这份自传，心中并不宽松，因为我知道光凭我的公开历史，也足够我戴上头号汉奸的头衔。我在等待着起诉。

我们监房的铁栏门外面，有一个岗台，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里站立着。监房前后栏外，各有一条甬道，看守人员不时地从甬道上走过。我一会儿偷看看岗台上的哨兵，一会儿偷看看走过的看守员，努力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气候来。如果来了所方的管教人员（这是慢慢才分辨出来的，他们不像看守员轮流换班，经常坐在甬道的一头，而是偶尔出现的），就更加紧张和留意。

在提心吊胆之中，我不断地绞着脑汁，寻思着讨好所方的办法。在当时，犯人想讨好、想表现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径也离不开两条，一条是学习上装进步，另一条是在值日劳动上充积极。那时已经恢复了报纸的供应，最初的学习是读报，表现的方法也就是大声地读。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轮到谁读，谁就尽力放大嗓门，这个监房读得响，那个监房就更响，表现积极就成了比赛嗓门，越喊越响，好像一大群蝈蝈似的嚷成一团。直到看守员不得不过来干涉，人们才让自己缓一口气，暂时放低了声音。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逐渐变成了喊叫。

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监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伪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

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监房连组长老梦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递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伪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价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能使我在同犯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

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李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监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毓庆宫念了十一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交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得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

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四十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以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

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你怎么不叠被？”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没有弄漱口水。

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

“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得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

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哩，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儿研究。”

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做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已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了，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儿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的像“八大市”（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了。

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生活上的能力，全都是很清楚的。

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

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技——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用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它，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了。

作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

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

“溥仪，你身体好吗？”

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你可以找所方谈这个问题。”

我略为感到一点儿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所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

所长先生：

我请求

所长转代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连锁结成一个）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

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

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所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真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没有一点儿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得对不对，所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

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所方，而是我原先认为已经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